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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研究的方法探討

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研究的方法探討

  中國的大眾文化崛起于20世紀后半葉,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大眾文化事業獲得了蓬勃的發展,成為與官方的主流文化和學界的精英文化同等重要的文化形式,并與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一起參與了社會精神生活的型塑。大眾文化的崛起和發展對國民生活方式、國民性格塑造以及社會發展變化帶來了新鮮的元素,使其呈現出了新的面貌。這些改變令人驚喜,但同時也引發了關注和焦慮,如對當下大眾審美取向的非議以及網絡文化對青年群體心智發展影響的焦慮。在此情況下,選擇正確的研究方法對認識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發展現狀,了解其價值效應并指導其健康發展便具有了積極的意義。本文擬從中國當代大眾文化本文由論文聯盟http://收集整理的特點、法蘭克福學派傳統的批判以及英國伯明翰傳統的批判三方面來進行探討。
  1 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特點
  要探討研究方法,必須首先明確界定研究對象。大眾文化這一概念對于中國語境,嚴格來講是個泊來品,在英語中它對應了兩種表達,mass culture 和popular culture。西方早期大眾文化批判指向的對象為mass culture, 這一概念被賦予了明顯的貶義色彩,主要指商業利益驅動的文化產品,如電影、廣告等傳播產業的產品。當下語境我們所使用的大眾文化這一概念則更多的是指由雷蒙德·威廉斯所倡導的popular culture,作為英國伯明翰傳統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斯對“文化”這一概念做了歷史的回溯,認為文化應是一個整體全部的生活方式,從而賦予了這一概念平民化的色彩,用popular culture 取代了mass culture,并在《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中稱“大眾文化是民有、民享、為民所喜聞樂見的文化形式” 。www.tiertafelkiel.com從此,大眾文化不再被視為洪水猛獸,而開始成為影響人們生活以及意識形態的一種現代意識。隨著對大眾文化研究的深入,學者們對其進行了更嚴密準確的界定。國內學者王一川對大眾文化做出了這樣的定義,它“以大眾媒介為手段、按商品規律運作、旨在使普通市民獲得日常感性愉悅的體驗過程,包括通俗詩、通俗報刊、暢銷書、流行音樂、電視劇、電影和廣告等形態” 。
  從大眾文化的如上定義,人們不難發現它的一般特性:大眾媒介性、商品性、流行性、娛樂性、日常性、類型性等。中國語境下的大眾文化也同樣具備這些特點,其中,商品性這一特點尤為吸引人們的眼球。究其原因,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物資不豐沛,物資的消費形式多為統一分配和按計劃配額消費,人們的商品意識淡漠,物質層面如此,在解決人們生存高級需求的精神文化層面,就更是受到官方主流文化或是學界精英文化的牽制,更多的是被動接受,而不是對文化商品的主動消費。所以,中國的大眾文化雖然從產生之初就帶有了商業文化的特質,追求商業利益,以娛樂消遣為主要功能,但由于其短近的發展史,并未像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形成了完備龐大的文化工業體系,同時,主流媒體的官方化以及國家相關文化政策的指導也使得大眾文化還未徹底淪為謀取利益的工具,因而國內的大眾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還具有文藝性,商品屬性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2 法蘭克福學派傳統的批判
  大眾文化的批判研究一直是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核心。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和文化工業的批判形成了一套完備的理論體系,為后來學者的大眾文化批判研究奠定了基礎,同時在某種意義上也成為了批判的標靶。霍克·海默,作為該學派的第一代領軍人物,在研究中將大眾文化概念與文化工業概念直接等同起來,奠定了大眾文化批判的悲觀主義立場。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大眾文化最顯著的特征就是使得文化、藝術產品商品化。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運作下,大眾文化成為了統治階級和資本合謀的工具,文化工業首先通過標準化批量生產出媚俗平庸甚至是低劣的包裹著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大眾文化產品,繼而借助市場化運作機制將模式化的文化產品輸送給大眾消費,從而實現意識形態的灌輸和強化。因而,在法蘭克福學派的視野中,大眾文化帶有明顯的欺騙性,帶給大眾暫時的滿足繼而安于虛假的現狀,實現對民眾的控制;大眾文化同時也淪為了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工具,通過決定娛樂商品的生產,控制規范著文化消費者的需要并進而對其心理意識進行操控;大眾文化的標準化和模式化生產形式扼殺了文化的藝術性,也抹殺了文化產品的個性和創造性,消費此類文化產品的大眾順而也被同一化。
  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進行的意識形態批判沿襲了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的傳統,將文化視為與資本主義進行抗爭的一個斗爭領域,揭露資本主義文化工業大生產對藝術以及大眾個性的抹殺,這一理論基調使其成為了大眾文化批判研究的標桿,也成為后繼大眾文化研究學者不可繞開的理論基石。對于中國當代的大眾文化研究,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仍具有良好的指導意義。隨著文化事業的推進,文化產業商業化,藝術、文化產品商品化是必然的趨勢。大眾文化的消極效應是不可避免的,如一味追求商業利益和娛樂功能的低俗文化產品的出現,對青年人心智的影響以及消費西方批量生產的文化產品對傳統價值觀念的質疑等,對這些大眾文化特質的批判,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仍是一把利器。然而同時,由于發展的局限性,我國尚未形成完備的文化工業體系,大眾文化事業還遠未徹底的商業化,淪為商品經濟的附庸,并在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指導和影響下文化產品還具有一定的文藝性,并在某種意義上仍是反映大眾的聲音。鑒于此,在使用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對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商品性展開批評研究時,還需掌握好“度”,不能一味批判,而應以消除負面效應,發揮正面效應為宗旨。

  因循葛蘭西的“霸權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們看到了統治階級借助文化產品向大眾受體灌輸意識形態,以期實現對大眾心理意識的控制,然而,對大眾文化產品的消費行為并未到此終結,作為具有主觀意識和能動性的大眾個體,由于具有各自不同的審美傾向和審美領悟,必然會對同一化的文化產品做出不同的反應和選擇。此時的大眾文化產品,作為商品,即使特殊,也需要遵循市場規律。大眾文化產業為了迎合市場,就必須揣摩迎合大眾的趣味,而不能一味地服務于統治階級的意志,換句話說,大眾的消費意愿和社會現實反過來又對大眾文化工業形成了挑戰,產業和受眾之間存在著雙向的交流,在這個意義上,文化就成為了一個哈貝馬斯口中的“公共領域”,既不屬于市場,也不屬于國家。對于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理論的這一局限,哈貝馬斯也曾在自己書中坦承:“大眾文化顯然絕不僅僅是背景,也就是說,絕不是主流文化的消極框架,而是定期出現、反抗等級世界的顛覆力量,具有自身的正式慶典和日常規范” 。 對大眾接受性和創造性的忽視是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理論的硬傷。反觀中國當代的大眾文化,無論是在生產還是消費環節大眾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對大眾能動性的研究應該成為研究的重點。
  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的研究從一開始就帶有悲觀的情緒,這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以及學派早期成員的生活經歷是有極大關系的。由于二戰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學派有猶太血統的成員如霍克·海默、馬爾庫塞和阿多諾都曾親身經歷納粹的精神迫害,并一度選擇逃亡到美國只為尋求人身安全。德國納粹借助強大的宣傳機器進行反猶太宣傳,實現了對廣大民眾意識形態的控制和最終的暴政。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對此深惡痛絕,繼而站到了助其實現的科技文明和文化工業的對立面,展開了深刻的批判。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研究的展開不具備如此嚴苛的時代背景,研究者也不具備特定嚴苛的生活經歷,因而在展開研究時一種中立的研究態度就是我們應該珍視的,對大眾文化不偏不倚,做出中肯的評價。
  3 英國伯明翰傳統的批判
  與法蘭克福學派不同,英國伯明翰學派從其成立之初就反對以精英主義立場來研究文化,他們努力擴大了文化的內涵,反對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的劃分,對底層的工人階級的文化,即他們認為的本真的大眾文化,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并努力發掘其積極意義。伯明翰學派的研究內容主要涉及大眾文化以及與大眾文化密切相關的大眾日常生活。其中,大眾媒介始終是該學派研究的焦點,特別是電視的意識形態功能。學派代表人物斯圖亞特·霍爾針對電視話語發展出了編碼/解碼理論。就編碼層面而言,霍爾沿襲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核心理論觀點,但同時也強調了觀眾的參與,觀眾的欣賞即是對電視節目的解碼。霍爾指出,受眾對媒介文化產品的解讀是與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立場相對應的,他認為電視節目的觀眾可能會存在三種解碼立場:一是主導性—霸權性立場,即觀眾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制作意圖;二是協商性符碼或立場,指觀眾大體上接受制作者的意圖,但卻從自身立場和利益出發加以一定的修正;三是對抗性符碼,即觀眾完全站到制作的對立面試圖瓦解節目中傳達的意圖。這三種立場很好地分析了觀眾在消費電視節目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也說明觀眾完全可以在積極有效的觀賞中抵制或消解節目可能傳達的消極意義,從而彰顯出媒介文化積極的社會效應。
  霍爾雖然是針對電視話語提出的編碼與解碼理論,但不難發現,對于任何話語生產和消費的分析,這一模式都具有適用性,這也是霍爾理論備受推崇的原因所在。將視野回溯到中國當下的大眾文化語境,媒體文化正處于蓬勃發展的欣欣向榮期,人民大眾的參與意識也空前高漲,無論是長盛不衰的選秀造星節目,如湖南衛視的“超級女聲”以及中央電視臺的“我要上春晚”,還是如今爆紅的電視相親類節目,如江蘇衛視的“非誠勿擾”。在這些節目中扮演主角的是大眾,欣賞消費的也是大眾,電視臺只是提供了一個平臺并給與相應的引導,對大眾個體的自我定位以及所想要彰顯的個性無從干預太多,如像從“非誠勿擾”舞臺上走出的“寶馬女”馬諾,她在舞臺上的極端拜金言論可能也是節目的導演和編導始料未及的。從傳統意義上講,她的言論完全背離了主流價值觀念,但節目之后她迅速躥紅,并獲得了數量不少的擁躉,這一事件充分說明了大眾自主選擇的可能性和實在性。如何對此文化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霍爾的解碼理論絕對是理論選擇的不二工具。
  承襲伯明翰傳統對大眾文化以及大眾主觀能動性的關注,約翰·費斯克對大眾文化進行了系統完備的理論和個案研究,其代表作《理解大眾文化》也被視作關于大眾文化和后現代文化的經典著作之一。費斯克的研究主要圍繞大眾能動性抵制權利控制和文化集權展開,對大眾文化報以樂觀主義的態度,形成了與法蘭克福學派截然不同的理論觀點。“兩種經濟”理論是費斯克一個重要的理論貢獻。“兩種經濟”即“金融經濟”和“文化經濟”。大眾文化的商品是同時在這兩種經濟中流通的。“金融經濟”指涉的是傳統意義上的商品生產和消費過程,注重的是交換價值,流通的是金錢。費斯克之前的大眾文化研究,無論是法蘭克福學派還是伯明翰學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都是在圍繞這一經濟形態展開研究。但費斯克認為僅用金融詞匯是不足以對文化商品進行描繪的,因為消費社會中的所有商品都是既有實用價值,又有文化價值的,文化價值的實現就體現在“文化經濟”中。所謂文化經濟是指,大眾產業鏈中的觀眾從原來的商品(觀眾通過消費文化產品而成為金融經濟產業生產者的另一商品,可被出賣給廣告商等)變成生產者,生產出的是“意義”和“快感”。而“原來的商品變成了一個文本,一種具有潛在意義和快感的話語結構,這一話語結構形成了大眾文化的重要資源” 。費斯克“文化經濟”的提出為大眾的創造力提供了空間,此時的大眾不再只是消費者和商品,其生產者身份使得他們即使仍被支配于體制之中,仍卻能在體制的空隙中努力規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規訓,消解文化商品的同質性和一致性。因而,大眾文化不是文化工業生產出的,而是人民創造出的,是進步的力量,也是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展開對抗的重要斗爭場域。

  費斯克大眾文化理論的樂觀主義立場對于推動當前國內的大眾文化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在使用其理論展開研究時也應看到其局限性的存在。“文化經濟”作為理論基石就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文化工業強制滲透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功能,這也奠定了費斯克對大眾文化未予批判而一味褒獎的立場,使其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大眾文化的商品屬性所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同時,在物質起主導作用的經濟體制下,資本的力量仍是無比強大的,大眾發揮能動性可以選擇拒絕、抵抗,但要徹底地消解其作用仍是不可能的,更談不上對權力集團的實質打擊。
  中國當代大眾文化正處于蓬勃發展期,對民眾的影響也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關注。中國當代語境下的大眾文化由于自身的發展特點,決定了對其展開的研究既需要借助于西方學界的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又需要考慮文化現象的本土特點,引入相關的思考。總的來說,西方理論界的法蘭克福學派傳統對大眾文化進行的意識形態批判以及伯明翰學派傳統代表人物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以及費斯克的“兩種經濟”理論都是研究當代中國大眾文化極好的理論工具。但由于這些理論本身也存在著不足和局限性,可考慮將這些理論的優勢觀點進行整合,而盡量規避相關理論漏洞,結合具體的文化現象來對中國當代的大眾文化展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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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時間:2013-09-08 09:52:46  作者:劉燕 [標簽: 大眾 大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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