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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景一:跪地請愿的法學教授

劉景一:跪地請愿的法學教授

  驚訝的不是“跪”這個帶有特殊含義的行為,而是一位法學教授竟會以一種“反法治”的行為來訴求公平正義
  近日,一篇名為《法學教授跪訪替人維權,自感走法律途徑無望》的報道在互聯網上引起巨大反響。“法學教授”、“下跪”和“上訪”本是三個毫無關聯的詞組,當它們擺在一起時,足以讓這則新聞賺足“點擊率”。
  初讀新聞時,以為不過又是一個標題黨,畢竟“法學教授”這個身份,與“下跪”、“上訪”這兩個激進且“反常”的行為不太“搭調”,未曾想這卻是真實的新聞事件。
  劉景一,事件的主人公,一位學生眼中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老師,一個同事心中低調沉穩、樸實無華的男人,一位從事法律教學工作長達31年的教授,在其所代理的官司終審敗訴后,竟然會選擇以“跪訪”的方式“控訴”,不免讓人心生驚詫。驚訝的不是“跪”這個帶有特殊含義的行為,而是一位法學教授竟會以一種“反法治”的行為來訴求公平正義。
  “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這是每一個法科生、法律人步入法學殿堂之初便會被“灌輸”的法諺,也是許多法律人的終生信仰。www.tiertafelkiel.com然而,劉景一的“跪訪”行為卻不僅僅只昭示了他個人對法律的不信任,“法學教授”這個身份也會在許多民眾的心中滋生這種“不信任”情緒。
  劉景一為什么會選擇如此激進的方式?是本文由論文聯盟http://收集整理炒作還是無奈之舉?帶著這些疑問,記者見到了這位跪地請愿的法學教授。
  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只要能救那83個人,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這是劉景一見到《方圓》記者后講的第一句話,也是采訪中他講得最多的一句話。
  事件源于2009年。當時,劉景一與自己的一位早已畢業多年的弟子打電話聊天,該弟子無意中提起自己的岳父(本案的另一位訴訟代理人)宋某在幫海南省三亞市鳳凰鎮的83位農民打官司,并向劉景一咨詢了一些法律上和實踐操作中可能存在的問題。
  “學生告訴我當地有個農場在1991年時被政府非法剝奪了所有權,既沒有任何法律文件,也沒有任何補償。這83個農民一直在上訪,但是快二十年過去了都沒有下文,他岳父當時正在著手幫這83個農民提起行政訴訟。”
  劉景一告訴記者,他聽學生介紹情況時,覺得學生講的內容難以置信。“太不可思議了,怎么會沒有任何文書就剝奪了農場,而且快二十年了都不給他們任何補償?我當時就跟學生說,如果事情屬實,我就跟他岳父共同代理,幫他們一起打贏這個官司。”
  已經年逾五十的劉景一儼然是個行動派。掛了電話,安排好手頭的相關工作,就匆匆踏上了去往三亞的班機。到達當地后,稍作休息,老宋就帶著劉景一去向83位農民了解情況。
  在老宋的帶領下,劉景一來到了呂謙(1991年任農場場長)的家中,從呂謙那里他知道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1991年4月的一天,鳳凰鎮政府通知呂謙去簽署一份農場的轉讓書,呂謙以‘農場是全體職工集體所有、自己個人無權代理’為由拒絕了這一要求。結果第二天,鳳凰鎮政府的工作人員就到農場去宣布,農場已經承包給張偉個人,撤去呂謙場長的職務并給予其留黨查看處分。原本由83個農民集體所有的農場一夜之間另易他主,沒有一絲商量的余地,沒有走任何法律程序,更沒有對這83人作任何安置和補償。”劉景一很難想象,在一個法治國家,怎會有如此荒唐的事情發生。
  “這簡直就是搶嘛,拋開農場轉讓程序這塊的‘糊涂賬’不談,就連給呂謙的留黨查看處分也沒有任何書面記載,荒誕至極!”然而,盡管呂謙等人的遭遇讓劉景一非常氣憤,但他依舊心存疑惑,畢竟這只是一面之詞。
  “撤職和留黨查看沒有記載,這不符合規律,不可能有這么無法無天的事情。”劉景一告訴記者,他當時覺得可能是有什么法律程序呂謙他們不懂,或者是作為當事一方,呂謙等人對自己有所隱瞞。
  于是,老宋又帶著劉景一拜訪了另一位重要證人,參與過農場發包的鎮政府工作人員。在他那里,呂謙的話得到了證實。
  “他雖然沒有透露過多的細節,但對于農場發包的過程以及給呂謙個人的處分與其他人所講并沒有太大出入。我當下就跟老宋說,這個官司我接了,一定幫呂謙他們討回公道。”在劉景一看來,鳳凰鎮政府的行政行為沒有任何合法依據,只要法院立案受理,呂謙等人的權利就能得到保護,他們今后的生活就會有保障。
  意料之外的訴累
  “我從三亞回來后,仔細地研究了《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向行政法教研室的老師們請教了法律適用的相關問題,把我撰寫的起訴狀拿給他們看,讓他們給我提些意見和建議。”劉景一告訴記者,這些年來他一直致力于民法的研究,雖然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的規則比較接近,但為了謹慎起見,他還是與行政法領域的專家們反復溝通了好多次。
  “這個案件一點都不復雜,法院應該會支持我們的訴訟請求。”在劉景一看來,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三段論推理,村民們要回屬于自己的權利指日可待。
  然而,這個三段論的求解過程卻一點都不簡單。從2009年5月至今,歷經兩級法院4次庭審,83人依舊未能得到任何救濟。
  “第一次庭審時,我們和被告的爭議主要集中在訴訟時效是否已過。他們認為本案應當適用普通訴訟時效2年,而我認為本案中,糾紛涉及不動產,應適用《行政訴訟法》中關于不動產訴訟時效的規定。”劉景一告訴記者,特別法優于一般法是我國法律在解決法條競合時的基本原則,鳳凰鎮政府的抗辯明顯站不住腳。

對于庭審結果,劉景一信心十足。
  很快,一審法院以“案件已過訴訟時效”為由駁回了呂謙等人的訴訟請求,這個結果讓劉景一猝不及防。“雖然我跟呂謙他們說要做好持久戰的準備,但我自己卻從來都沒想過案件的進展會如此不順利。”
  一審的結果給劉景一潑足了冷水,但他依舊信心滿滿。“這個案件我們在理,一審法院適用法律有明顯錯誤,二審會予以糾正的。”提起上訴后,二審法院經過審理后決定將案件發回重審,并建議呂謙等人將案由從“侵犯農場經營權”改為“侵犯農場所有權”。于是,就有了第三次庭審,但這一次的結果讓劉景一更加接受不了。

  “除了訴訟時效已過,這一次的判決還加了‘農場性質’和‘權屬存在爭議’這兩個理由。但這兩個理由原被告雙方都沒有主張過,也沒有經過雙方舉證、質證、辯論過。不說別的,原告的辯論權需要得到尊重吧?法院怎么還能替被告找理由呢?”第三次庭審失利后,劉景一不免有些灰心喪氣,但他仍然相信呂謙等人的主張可以通過法律途徑得到解決。在他的鼓勵下,83個農民再次把案件上訴到中院。
  2012年12月9日,三亞市中級法院以超過訴訟時效為由,終審駁回了劉景一代理的83名農場原職工的起訴,這一結果讓劉景一氣憤難抑。
  “四年了,每一次庭審我們都應當贏的,為什么每一次判決結果都是我們輸呢?不動產糾紛適用20年訴訟時效,我們提起訴訟是在2009年,怎么就過了呢?呂謙他們都是農民,不懂得通過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但這十幾年中他們一直都在上訪,一直都在主張自己的權利,怎樣算訴訟時效都沒有過呀!”
  目光:由喜悅到呆滯
  如果說終審結果給劉景一帶來的是氣憤,那么帶給83個農民的則是絕望。絕望于鳳凰鎮政府對他們的搶奪,絕望于法院對他們權利的漠視,絕望于法律的蒼白,更絕望于自己在強權面前的無力。
  “雖然鎮政府當時只是撤了呂謙一人的職務,農場的其他職工依舊可以在農場做工,但性質卻發生了變化,他們從所有權人淪為打工者。后來的幾個月里張偉也沒有給他們發工資,他們陸陸續續離開了農場,另謀出路。然而,當時村里的土地均已承包,他們一無所有。”劉景一告訴記者,許多失業職工種地無田,只好外出打工,生活非常艱辛。
  “陳沛林陳阿公,他住的房子因年久年修,早已破敗不堪,夏季漏雨冬季漏風。然而,就因為房子歸農場所有,他們都不能擅自修繕。”每次見到陳阿公,劉景一的眼眶都會濕潤,陳阿公的境況讓他目不忍視。“陳阿公是這83個農民的一個縮影,他們每個人的生活都很凄苦,這種凄苦你根本沒有辦法想象。”
  劉景一至今仍然記得,83個農民初見他時的喜悅。“如同見到了救星一般,也像是在黑暗的漩渦中看到了一絲光亮那樣,你能從他們的眼神里看到希望。”雖說老宋是他們的代理人,但老宋并不懂法律。劉景一是頂著‘法學教授’這個光環出現在他們面前的,他帶給了他們無限希望,但也帶給他們無限失望。
  四次庭審,四次敗訴。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終審結果出來后,83個農民眼神暗淡,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一言不發。這樣的情景讓劉景一非常害怕,“要在怎樣的絕望之情下才會有如此神情?他們就像是行尸走肉一般,開始麻木,開始徹底放棄。”
  “怎么做我才能幫到他們?”這個問題讓劉景一非常苦惱。他原本以為案子只要進入司法程序就會得到圓滿解決,卻沒有料到自己在現實面前竟會是如此渺小、如此無力,他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么。
  用身份“吶喊”
  回到北京后,劉景一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辦法讓自己平靜下來。他是文革后的第一批法科學生,與法律結緣32年,教授的學生也遍布全國,他不知道究竟是自己出了問題,還是法律出了問題。
  “這個案子的法律適用沒有問題,我跟同事反復請教過,怎么就得不到支持呢?”劉景一告訴記者,雖然近幾年來他一直都在搞學術研究,沒怎么踏足過實務界,但也不至于是個紙上談兵的老師,況且自己還請教了好幾位行政法領域的專家。
  “一定是鳳凰鎮政府有所施壓。”劉景一思前想后,也只有這么一個理由了。“這是我國行政訴訟中經常會面臨的問題,我想這個案子也是這樣。以前有學生會在我面前發牢騷,說中國的法律還很不健全,行政權干預過多。每當那時,我都會跟他們說,法治的進程并非一蹴而就,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已經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要因為一棵樹就否定整片森林。但這個案子的前后經過,卻讓我頗感失望。”
  訴訟時效適用上的“強詞奪理”,判決書中“權屬爭議”和“農

場性質”的無中生有,這些都讓劉景一無法接受。“法律追求的是公平正義,現在已經不是法治蠻荒時代了,這么大的不公平他們怎么能視而不見?”
  “你去看看呂謙,你去看看陳阿公,二十年了,這83個人始終生活在失望之中,以后也將在絕望中度過。我是專業搞法律的,卻沒有辦法用法律的手段幫到他們。”
  反復思量后,劉景一決定拋下面子,用法學教授這個身份去吶喊。
  “下跪是我提出來的。”在所有的媒體面前,劉景一都沒有避諱這一點,他絲毫不介意別人說這是炒作,因為他確實希望能通過這種“炒作”的方式讓社會各界關注到這83個權利得不到救濟的農民,他希望借助輿論的力量讓83個農民“重見光明”。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只要能救他們,他不介意做任何事。
  “這樣一個年齡,這樣一種身份,如果不是百般無奈,我怎么可能會選擇如此激進的方式?做決定的那一刻,我很掙扎,但想想,以我個人膝下的黃金去換那83個人的公平正義,值了!”
  跪與不跪,司法救濟何在
  然而,事件的發展卻與劉景一的預期不太一樣。跪訪事件經媒體報道后雖然引發了軒然大波,但爭議的焦點卻集中在“法學教授跪訪”這一行為之上。
  劉景一二十多年前的學生、浙江律師鐘錦化在其微博中寫道:“我一直強烈反對因討不到公平公正而動不動就下跪請愿的做法,這更不是一個法律人應該提倡的做法。”
  “反對的人很多,有個網友發貼說,‘劉景一,你給我站起來!’他說,農民覺得絕望想不開,去政府門前跪地請愿,情有可原,因為他們文化不高,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還在影響著他們,但我是一個法學教授,我不應該有這樣的行為,因為我這一跪將會是非常惡劣的示范。”
  網友的話的確有些道理,劉景一也知道自己這一跪會讓許多人不信仰法律。“可是,法律程序已經走完了,我還能怎么運用法律手段?運用什么法律手段?”
  “一點法律根據都沒有,一點法律程序都沒走,說時效過了就過了。農場就這么白搶了嗎?法律對他們就不予保護了嗎?”劉景一告訴記者,這個案件不僅讓他心力交瘁,也讓他第一次開始懷疑法律,開始懷疑這個陪伴了自己大半生的“朋友”。
  劉景一說,他知道“跪”這個行為不符合自己的身份,他也知道“法學教授”的一跪會帶來怎樣的影響,但他真的沒有辦法,他必須讓更多的人聽到呂謙等人的吶喊。
  “我現在只希望事件經媒體報道后,最終得以圓滿解決。對于這樣的糊涂賬,即使時效真的過了,法律也應當予以補償,否則正義何在?”劉景一告訴記者,盡管目前三亞市政府、鳳凰鎮政府依舊無動于衷,但他依然抱有希望,他相信法律不會這么“無情”,他也相信呂謙等人會得到應有的救濟。
  “現在再提法治,我多少會有些底氣不足,但我還想試一試,我始終相信,這三十年來我們法律人的努力不是無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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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時間:2013-04-07 16:00:01  作者:佚名 [標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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