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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比較文學變異學視角看郭沫若詩歌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

從比較文學變異學視角看郭沫若詩歌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

  比較文學變異學理論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近年來提出的,是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最新發展成果。它和早期法國比較文學學派所倡導的實證性研究被稱為國際文學關系研究的兩大支柱,是全球化語境下研究不同國家文學,尤其是異質文化語境下各國文學的橫向交流與聯系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
  文學的變異十分普遍,在文學傳播和交流的過程中,除了可以確定的實證性影響因素之外,在文化過濾、譯介、接受等作用下,還有許多難以確定的其它因素影響國與國之間文學的交流與聯系。法國著名文學史家朗松說:“真正的影響,是當一國文學中的突變,無法用該國以往的文學傳統和各個作家的獨創性來加以解釋時在該國文學中所顯現出來的那種情狀”。曹順慶教授在所著的《比較文學教程》中,他給比較文學變異學這樣定義:“比較文學的變異學將變異陛和文學性作為自己的學科支點,通過研究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文學交流的變異狀態,來探究文學的內在規律”。他把語言變異、文化變異、跨國與跨文明形象變異以及文學文本變異等四方面作為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的主要領域。語言層面的變異主要是指文學現象穿越語言界限,通過翻譯而在目的與環境中得到接受的過程,也就是翻譯學或者譯介學研究。而當今視野下的譯介學研究已經超越了傳統的語詞翻譯研究的范疇,所強調的已不再是傳統的“信、達、雅”,而是“創造性叛逆”。它已經從傳統的實證性研究,走向了一種比較文學視野下的文學、文化研究。www.tiertafelkiel.com也就是說,它已將文學的變異現象作為首要的研究對象。文化層面的變異主要體現在“文化過濾”,指的是文學交流和對話過程中,接受者一方因為自身文化背景和傳統而有意無意地對傳播方的文學信息進行選擇、刪改和過濾的現象。這種文化過濾必不可少的會帶來文學的誤讀從而引起文學的變異。跨國與跨文明形象變異指的是已往文學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他國形象,是一種“社會集體想象物”,既然是想象,就必然會產生變異。而文學文本的變異體現在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文學文本與讀者之間的關系,主要反映在文學的接受層面產生的變異。
  “創造性叛逆”最初是由法國本文由論文聯盟http://收集整理
文學社會家羅伯特·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文學社會學》一書中提出的,他指出:“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叛逆”。對此,我國著名翻譯理論家謝天振教授在他所著的《譯介學》中做了深入探究,他認為:“創造性叛逆并不為文學翻譯所特有,它實際上是文學傳播與接受的一個基本規律。沒有創造性的叛逆,也就沒有文學的傳播與接受……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的意義是巨大的,正是由于它,才使得一部又一部文學杰作得到了跨越時空、跨越地理的傳播與接受”。尤其是20世紀60、70年代,翻譯研究一開始從語言層面轉型為文化層面。同時比較文學變異學理論分支下的譯介學不僅積極肯定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更進而提出翻譯對原文的“不忠”是絕對的、必然的。“這種‘叛逆’和‘不忠’往往鐫帶重要的文化意義”。
  以下,本文力圖運用比較文學變異學理論這一新的研究方法,來探索我國著名文學家、翻譯家郭沫若在英詩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并分析在翻譯過程中產生這些變異的原因。
  自“五四”運動以來,由于大量外國文學的傳人,文學家們開始對翻譯研究產生了興趣。郭沫若先生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郭沫若先生的翻譯與他的文學創作幾乎是同時起步的。在近六十年的時間里,他前后翻譯了數十種外國學術理論和文學作品,其譯作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所涉及的流派之多,在現代翻譯文學史上都是少見的。對于翻譯思想,郭沫若先生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而這些觀點與其旅日時所受的西方文學創作流派理論影響,特別是浪漫主義詩作理論,有很大的關系。從譯者的角度出發,郭君的思想觀點可反映在其為翻譯雪萊的詩作所寫的譯序中。他說道:“男女結婚是先要有戀愛,先有共鳴,先有心聲的交流。我愛雪萊,我能感聽得他的心聲,我能和他共鳴自己的詩。我譯他的詩,便如像我自己在創作一樣。”郭沫若先生此種“生活體驗”論強調譯者主觀感情自然而然的參與和融入。
  譯者在閱讀原作的過程中會產生一個“虛擬原作”,這個“虛擬原作”就是譯者在與原作的對話過程中頭腦中所形成的一個近似原作的文本,最終在譯本中得到體現。對于原作而言,譯者首先是位讀者。對于郭君而言,“讀者”更是一個情感交流的角色,“虛擬原作”便是心靈共鳴的最佳宣泄場所,從而展現在譯作中的即是譯者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實踐各種觀點、經驗的結果。郭先生注重詩歌藝術特性的傳達t他的“詩首先應該是詩”的理論使翻譯文學達到較高的藝術境界。換而言之,郭譯在其精華上,便突顯出各種相對于原文的前景化(foregrouding)的翻譯特點;而這些前景化的翻譯特色正是郭譯在“虛擬原作”中所形成的各種經驗和翻譯觀點(或翻譯策略)的體現;而正是這些翻譯策略和情感經驗才得以使原作在譯入語中彰顯出創造性
  在具體的翻譯方法上,郭沫若主張“風韻譯”,即指“原文中的字句應該應有盡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譯,或先或后,或綜或析,在不損及意義的范圍之內,為氣韻起見可以自由移易。”“好的翻譯等于創作,甚至還可能超過創作。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時候翻譯比創作還要困難”。郭君認為此番風韻譯,從某種意義上講,與文學創作已具有了相通性,翻譯也是一種創造性工作,而“好翻譯”實則是對文學翻譯中創造性叛逆的肯定,因為成功的創造性叛逆是一種增值翻譯。
  下面特以《西風頌》和《魯拜集》的譯作為例,通過看郭譯在音韻、形式、意象上的處理,來分析郭譯詩作的變異。 《西風頌》是雪萊名作,它在中國至今有多個譯本,郭沫若的譯本最早。該詩作是詩人雪萊在漫步樹林時受到狂風暴雨的感染而作的。全詩共五節,由五首十四行詩組成。第一節描寫西風掃除林中殘葉,吹送生命的種子;第二節描寫西風攪動天上的濃云密霧,呼喚著暴雨雷電的到來;第三節描寫西風掀起大海的洶涌波濤,摧毀海底花樹;第四節,詩人由寫景轉向抒

情,由描寫西風的氣勢轉向直抒詩人的胸臆,抒發詩人對西風的熱愛和向往,達到情景交融的境界,而中心思想仍然是歌唱西風。全詩氣勢磅礴,文筆飄逸,意想鮮明。在形式上,詩人采用了莎翁的十四行詩,五節詩句相互呼應,穿插了跨行節詩句。在音韻上,環環相扣的腳韻,五音步抑揚格,重讀單音節押陽韻(masculinerhyme)等方法,既體現出詩人澎湃的激情和西風狂放的氣勢,又彰顯出了錯落有致的內在節奏感。在藝術手法上,詩人使用了象征,前三節詩三個意境,詩人幻想的翅膀飛翔在樹林、天空和大海之間,飛翔在現實和理想之間,形象鮮明。想象豐富,但中心思想只有一個,就是歌唱西風掃除腐朽、鼓舞新生的強大威力。在詩行的最后,詩人與西風的對話,將西風意化為一個彪悍的精靈,高呼革命的力量。以下是原詩的第一部分,詩人把西風比喻為巫師,駕權者和生命使者,引入了“群鬼、姐妹、花蕾”等意象,同時運用色彩的堆砌,使殘葉滑落、花蕾搖曳的景象躍然紙上。
  下面看看郭沫若先生的翻譯并探析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創造性叛逆。郭譯如下:
  哦,不羈的西風呦,你秋神之呼吸,
  你雖不可見,敗葉為你吹飛, 本文由論文聯盟http://收集整理

  好象魍魎之群在詛咒之前逃遁,
  黃者、黑者、蒼白者、慘紅者
  無數病殘者之大群:哦,你,
  你又催送一切的翅果速去安眠,
  冷冷沉沉的去睡在他們黑暗的冬床,
  如象——死尸睡在墓中一樣,
  直等到你陽春的青妹來時,
  一片笙歌吹遍夢中的大地,
  吹放葉蕾花蕊如象就草的綿羊,
  在山野之中彌漫著活色生香:
  不羈的精靈呦,你是周流入垠;
  你破壞而兼保護者,你聽喲,你聽!
  對比原作,在形式上,我們可以看出郭譯在形式上雖保留了十四行詩句,但莎翁十四行詩體中三行體(tfirga rima)的韻腳(aba,bcb,ede,ded,ee)卻不見了,從而。原詩中各種音韻也跟著產生了變異。這是由于在英語詩歌創作理論中,十四行詩體和五音步抑揚格被視為常規準則(routine li-cences),因而在譯作中郭有意將英語詩作的常規進行了變化。此外,在譯作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些詩行最后多用前鼻音或后鼻音結尾;例如:“垠”、“床、樣、羊、香、聽”。而鼻音/n/自身帶有一種沉實、厚重之感,用在此處則更是突顯出西風凜冽、仿似呼呼風聲就在耳邊徘徊作響。按照郭沫若的說法:“詩之本質,決不在乎腳韻之有無。有韻者可以為詩,而有韻者不必盡是詩……”郭沫若譯詩主張首先深刻領會原作的“內在的韻律”,“詩之精神在其內在的韻律(in-trinsie rhythm)。內在的韻律(或日無形律)并不是什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揚,強弱長短,宮商徵羽;也并不是什么雙聲疊韻,什么押在句中的韻文!這些都是外在的韻律或有形律(extraneous rhythm)。內在的韻律便是‘情緒底自然消漲’。……內在律訴諸心而不訴諸耳。”郭譯通過對音韻的描述,在東方文學中重塑“西風”之音形韻。使西風在“二度變形”中被渲染得鏗鏘有力,在東西方不同文化審美層面上可謂是達到了“相對忠實”,收到了異曲同工之妙。從譯作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譯者對原作強烈的再創作氣息。原文中的前景化特征經過二度重構或變異,已吸收了東方內斂的暗含張力,音形韻訴諸于心而非訴諸于耳。受雪萊詩歌理論的影響,郭也認為“詩歌創作無目的”,在寫詩和譯詩時都應重視“情感的自然流露”,重視“氣韻”超過一切。正是通過這種創造性的加以變異,郭君的譯作才彰顯出譯者與原作的經驗交流,發揮出了譯者的能動創造性,實現了創造性的叛逆或變異。
  下面再取《魯拜集》作一例子,說明郭沫若先生在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在該詩的翻譯過程中,郭有意放棄或改動原文中所塑造的形象,創造性地采用了新的形象來栩栩如生地再現了原作中的詩情畫意。
  在《魯拜集》第一段中:awake!formorninginthe bowl of nighthas flung the stone that puts the stars of nightandi the hunter 0f the east has caughtthe sultan’s turret in a noose of light
  醒呀!太陽驅散了群星,
  暗夜從空中逃遁,
  燦爛的金箭
  射中了蘇丹的高瓴。
  顯然,郭譯中沒有原詩的“morning in the bowl of night”(黎明還在黑夜籠罩之中),也沒有“stone”(石頭)和“thehunter of the east”(東方獵人)。他開門見山直截了當把“stone”所暗喻的初升的太陽點出,體現了創造性的叛逆。太陽驅散了群星,很快就會沖

破黎明前的黑暗,當東方吐白的時候“the bowl of night”(天碗)被打破,暗夜就“從空中逃遁”了。接著原詩描繪噴薄欲出的太陽放出了第一道曙光照耀在蘇丹塔頂,宛如閃光的繩套捕獲住塔頂的情景,郭譯用“燦爛的金箭”代替“東方獵人”的“閃光繩套”(anoose of light),用“射中”代替“捕獲”(has caught),再次體現了創造性的叛逆。郭沫若采用全新的、符合中華民族審美心理的形象及語言表述重構了原詩中曙光初照、旭日東升的情景,通過意象的重構或變異將原詩生疏雜亂的形象統一起來,保持了詩歌的自然流暢,成功地傳達了原詩的內容,賦予譯詩以神韻、意境和濃重的詩味。正是此番對神韻的把握、對情感體驗的交流,才使得譯文更具創造力,展示出了原、譯文的美學對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叛逆”后的增值效果。
  綜上所述,我們可見,不同文明中的文學在交流、傳播過程中因文化傳統、意識形態、讀者/譯者個人因素等種種原因而產生各種變異或創造性叛逆是不可避免的。郭沫若先生在詩歌翻譯中所再現的對原文進行的種種有意無意地變異或再創造均攜帶著東方文化審美的特點,這些特點也就是變異產生的社會、歷史以及文化的根源。郭沫若所處的年代正是文化思潮非常活躍的時期。受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文化思潮以及國內先進青年學生的倡議的影響下,當時我國的整個文化系統正發生著一系列的變化。中國詩歌經歷了一個從“舊詩體”向“新詩”的轉型時期,這一轉型是社會新文化運動以及文學系統變化的一部分。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個體的文學行為,比如翻譯,勢必帶有時代的文化痕跡及相應的文學系統特征。郭沫若一貫主張吸納外國的優秀文化,以便喚醒我們固有的文化精神。因此,他在翻譯異國文學作品時,自然也就結合了當時所處時代的需要,使外國文學作品能更好的被中國讀者接受,同時也更好的為時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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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時間:2013-03-04 20:14:51  作者:王鵬飛 [標簽: 文學 郭沫若 郭沫若 創造性 郭沫若 郭沫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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