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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時期集外詩作的發掘與郭沫若早期新詩的文學史形象

《女神》時期集外詩作的發掘與郭沫若早期新詩的文學史形象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中,不論是現代作家、作品集、文藝雜志的文學歷史形象,還是文學流派、思潮運動的歷史形象,都存在著不少歧義之處。學科史的不斷發展與自我歷史刷新,造成了它們在文學史上形象的重疊與嬗變。在這樣一個不斷書寫、流變的過程中,以作家作品為主體的現代文學史本身的實際形態,同虛構與敘事之后所書寫出來的形象,到底是否名實相副呢?本文從《女神》集外詩作等新史料的挖掘及其復雜關系入手,探討此話題的含義與潛在價值。
  受文學史書寫影響,一般認為郭沫若《女神》是現代文學史上書寫最為豐富的詩集之一,它標志著白話新詩的偉大開端,也是最能體現“五四”時代精神的代表作。“《女神》和《星空》代表了詩人早期勇猛的、狂暴的、反叛的精神以及詩人對于大自然的熱情頌贊”;“作者初期的詩大部分都收入《女神》集中”、“這些詩中充滿了愛國的熱情,狂飆的氣焰,感情奔放,精神旺盛,有著昂首天外一往直前的氣概”;“郭沫若實在是中國的第一個新詩人,《女神》實在是中國的第一部新詩集”。現代文學史書寫在近半個世紀的歷史時間段中基本上持同一論調。與此同時,《女神》集外詩作及相關史料的發掘卻在這一歷史時段中默默地進行著,新的觀點、材料、論斷不斷更新,遺憾的是卻沒有能及時影響后來的現代文學史書寫,這是一個帶有滯后性、不平衡性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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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寫,對郭沫若《女神》時代的早期新詩,整體把握與評價來自摘句式的歸納與以點代面的概括。www.tiertafelkiel.com論述者的取證材料圈定在十余首詩歌之上,如劉綬松一書引用的詩句包括《序詩》、《女神之再生》、《棠棣之花》、《爐中煤》、《晨安》、《黃浦江口》、《上海印象》、《鳳凰涅槃》、《匪徒頌》、《勝利的死》、《太陽禮贊》、《浴海》、《日出》、《春之胎動》、《筆立山頭展望》、《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等16首;丁易一書大大縮小范圍,僅引用了《鳳凰涅槃》,另外點到詩劇《湘累》、《棠棣之花》,便得出結論;有些文學史甚至引述或涉及的篇目更少,簡化成了粗線條的一條直線,得出郭沫若《女神》乃至早期詩歌代表了“五四”狂飆突進的時代精神、動的反抗的精神、愛國主義浪漫主義之類論斷。問題是,通過粗略枚舉的方式能說明《女神》時期詩作的全部文學面貌嗎?如果這樣的論證可以自圓其說,那么《女神》中其他大部分作品到底有什么作用與意義?陸續挖掘出來的《女神》集外詩作又有什么史料價值?
  言及于此,不妨梳理一下這些佚作、史料的整理過程。這里從兩個方面進行:一是《女神》詩集本身的作品;二是《女神》集外的詩作。前一方面的相關史料主要體現在桑逢康《(女神>匯校本》、陳永志《(女神)校釋》兩本書中,集外詩主要由蔡震《(女神>及佚詩》所錄載。這些著作的出現,至少使不重視版本歷史的現象得到了有效糾正,“有了《(女神)校釋》《(女神)及佚詩》這兩本書,盡管我們可以見仁見智,卻不用再為版本、佚作等問題發愁了”、是研究《女神》“離不開的”。考察《女神》版本,作者改動較大的主要有八九種,其中1928年創造社出版的《沫若詩集》、195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女神》、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納入《沫若文集》第一卷的《女神》等在文字上增刪較多,其余版本則篇目調整較多。研究者根據不同版本的《女神》,面對同樣或類似問題,卻得出了大相徑庭的結論,其中有些是見仁見智,但也有不少是沒有多少學術價值的。比如《巨炮之教訓》、《匪徒頌》等作品因版本修改,導致研究者在修改本《女神》基礎上對郭沫若“五四”時期的思想作出了名不副實的評價。
  與固守《女神》篇目與文字的匯校不同,《女神》集外詩作的整理,似乎改寫了郭沫若早期詩歌的文學史形象。早在60年代,以中學生身份與郭沫若有過頻繁書信往來的陳明遠,便在民國舊報刊上發現了郭沫若留日時的佚詩,甚至萌生校正《沫若文集》的宏愿;鄧牛頓在上海翻尋《時事新報·學燈》,發現一批集外佚文與詩作;后來出版的《郭沫若研究資料》、《郭沫若年譜》等大型工具書,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就筆者所見,《(女神)及佚詩》一書集中了這方面的成果。初版于1921年的《女神》,收錄包括劇詩在內的57首,據《(女神)及佚詩》所錄,還有佚詩77首。此外,仍有一些同時期的散佚之作沉睡在故紙堆里。該書編者說:“散佚在報刊上未匯輯成集的郭沫若在《女神》時期創作的大量詩歌作品,又包含了一些《女神》的文本中所未能傳達出來的歷史信息,譬如:散文詩、宗教題材的詩、口語體的詩、寫實手法的詩等等。所以,僅以一部《女神》而論郭沫若‘五四’時期的詩歌創作,或者把《女神》單純地視為一部獨立創作的詩集,當然就顯露出很大不足。這也是一個遺憾,或者更應該說是一種疏漏。”此語一矢中的,這種“不足”、“疏漏”確實到了該彌補的時候了。有學者曾關注過這一問題:“研讀了郭沫若散佚在《女神》集外幾乎與《女神》篇數等量的詩歌,更能進一步認定,郭沫若的早期詩歌風格遠非激情澎湃、汪洋恣肆之一種,甚至加上清新明媚、平和幽暗也難以概括詩人最初的多元化詩風的探索。”這主要立足于郭沫若早期詩歌的詩風詩藝,無疑是貼切而準確的,也啟發了后來者繼續深入研究的路徑。集外詩作的挖掘至少讓我們相信,既有的文學史書寫在針對郭沫若《女神》及郭沫若早期詩歌的敘述時,存在著史料不實、單薄、遮蔽等問題,得出的結論并不科學與客觀。
  《女神》集外詩作從內容、手法來看主要有以下幾類:(1)以日常生活為主帶有實錄特點的詩作,敘述成分較多,或敘述家人玩耍及其生活片斷,或描摹朋友交往情景,因為拘泥于現實生活側面,詩味比較淡,以《抱和兒浴博多灣中》、《晚飯過后》、《為和兒兩周歲作》、《葬雞》、《孤寂的兒》等為代表;(2)以寫景或說理為主的詩,形式短小,在形式上有所探索,如《兩對兒女》、《壁上的時鐘》、《雷雨》、《香午》、《月光曲》等,以上兩類在數量上占多數;(3)以個人情感宣泄為主的詩,帶有奔放、熱情、忘我的特質,與《女神》第二輯的詩風相近,但也有一部分藝術想象力不太豐富、完整性稍有欠缺,這類詩數量上有10多首;(4)一些舊體詩,或半格律體式的,帶有從舊詩到新詩的過渡特性,大概有20余首。此外,還有散文詩的創作實踐,包括圖像詩、格律化在內的新詩形式建構嘗試,帶有敘事詩特質的文類試驗,顯示出多向度、多體式的詩藝探索路徑,值得總結研究。
  這些詩作與《女神》相比,基本上可以匹配起來。在《女神》中,如第一類的作品有《無煙煤》、《登臨》、《光海》、《死的誘惑》等;第二類如《輟了課的第一點鐘里》、《夜》、《司健康的女神》、《鳴蟬》、《晴朝》;第四

類如《春愁》、《黃浦江口》等;最有可比性的是第三類,即郭沫若自我體認帶有惠特曼式詩風的作品。形象地說,集外詩中發表時間在《女神》出版之前的《風》、《箱崎吊古》、《解剖室中》、《淚之祈禱》、《宇宙革命底狂歌》、《狼群中一只白羊》、《我的狂歌》、《大木語》、詩劇《黎明》最有可能人編《女神》,可并沒有編進去。這種惠特曼式的詩歌,是《女神》中的核心作品。譬如《箱崎吊古》:“風!橫暴的風!/你吹!你拼命的吹!/你縱把地球吹得出軌道外去,/你總把我吹不出地球外去!/我在風中跑,我在十里松原跑,/十里松原中無數的古松替我鼓奏著行軍的調兒。”《解剖室中》:“快把那陳腐了的皮毛分開!/快把那沒中用的筋骨離解!/快把那污穢了的血液驅除!/快把那死了的心肝打壞!/快把那沒感覺的神筋宰離!/快把那腐敗了的腦筋粉碎!”從所錄詩節來看,都有想象奇偉、節奏歡快、自我蛻變等因素。由所引詩節到這些作品整體,相當一部分不亞于《女神》的作品。但郭沫若沒有選錄進去,而是在《嘗試集》的陰影之下亦步亦趨,可見郭沫若當時對詩歌新/舊的把握是遲疑的,不敢或不愿放開手腳標新立異。
  作者若干年后曾提供過一種解釋:《女神》中主要有兩類詩歌,一是男性粗暴詩風的詩作,一是平和清新的詩作,是分別受惠特曼與泰戈爾影響的結果。“惠特曼的那種把一切的舊套擺脫干凈了的詩風和五四時代的暴飆突進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徹底地為他那雄渾的豪放的宏朗的調子所動蕩了。”“當我接近惠特曼的《草葉集》的時候,正是五四運動發動的那一年,個人的郁積,民族的郁積,在這時找出了噴火口,也找出了噴火的方式,我在當時差不多是狂了。”文學史書寫者大多承襲了這種并不十分真實的觀點,即站在藝術的角度高度認同前者而忽略后者,盡管泰戈爾式的詩作清新平易,有雋永簡短、詩味豐富的優勢。對郭沫若而言,從泰戈爾過渡到惠特曼,與其說是中國詩歌現代變革的需要,不如說是詩人個人才情的需要。這一過渡可用集外詩作《昨夜夢見泰戈爾》來說明,借“我”與泰戈爾對中國詩人評價的對話展開,因“我”不同意泰戈爾說中國詩人是唱戲的猴子而產生爭執,反唇相譏的“我”憤恨地說他也是一條老猴子,“他用手杖來打了我一下,我醒了轉來,失悔我毀掉了一個大偶像”。這一情緒在《女神》中也有,如《我是個偶像崇拜者》:“我崇拜偶像破壞者,崇拜我!/我又是一個偶像破壞者!”《梅花樹下醉歌》:“一切的偶像在我面前毀破!/破!破!破!/我要把我的聲帶唱破!”郭沫若在心中毀掉了泰戈爾而彰顯了惠特曼,特殊的時代氛圍需要惠特曼,在后延的歷史時空中也同樣需要。這一現象說明惠特曼給中國早期白話詩提供了藝術創新的養分,藝術想象的汪洋恣肆、自我形象的偉岸豪邁、創造精神的張揚高漲、求新求美的極致曲折,造就了郭沫若生命個體的傳奇。與惠特曼的結緣,更是郭沫若個性才情的吻合所致。郭沫若寫詩以率性坦蕩、熱情奔放見長,是一團烈火式的自焚,是陣發性的吶喊叛逆之聲。沈從文對郭沫若有過一種印象式的判斷,雖然很尖酸,但客觀分析還是相當中肯的,他說:“郭沫若對于觀察這兩個字,是從不注意到的。他的筆是一直寫下來的,畫直線的筆,不缺少線條剛勁的美。不缺乏力。”“他那文章適宜于一篇散文,一紙宣言,一篇通電,一點不適宜于小說。”沈氏強調了郭沫若應如“一株棕樹是不會在寒帶地方發育長大的”一樣放棄小說創作,因為他的情緒是熱的,是動的,是反抗的,是適宜于寫詩的,而且是最適宜于用“一直寫下來”的筆去寫惠特曼式的詩歌。
  問題還在于,如果研究者不緊隨郭沫若夫子自道的創作自述去展開研究,結果會怎樣呢?《女神》第二輯一直是集子的主體,為什么把類似的惠特曼式作品剔除在外?《女神》浮躁凌厲、激情洋溢的作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有了這批集外詩作,假如旁人來編選《女神》,或是郭沫若在別的觀念下進行編選,結果肯定大相徑庭。在《女神》集外詩作面前,詩集如何結集、出版乃至傳播的問題是繞不開的。雖有學者做過一些開拓性的工作,“《女神》的編次確立了郭沫若詩風的基本特征,二三兩輯奠定了后來人們對郭詩‘雄奇’、‘秀麗’兩種風格的認識。事實上,這種鮮明的區分不僅是分類編次的結果,而且還與一種自我篩選有關”。不過仍有探索的余地,譬如受《嘗試集》影響對舊體詩的適當遴選,以便新舊對照折射詩人的才情與轉型;兩類風格詩歌的選人便于在對比中彰顯詩作內蘊的豐富性;通過對《我的散文詩》、《月下的故鄉》等散文詩的排斥達到對詩歌文體的某種設想。諸如此類,都是沒有說清楚而又有意味的話題。郭沫若曾有“做”詩與“寫”詩一說,強調“詩是寫出來的,不是做出來的”,這是一句值得玩味的俏皮話,郭沫若早期新詩中最能表現其熱情、敏感、沖動等才情的,是那批“寫”出來的“忘我”的詩,他所說的德國的海涅、歌德、華格訥,印度的泰戈爾,美國的惠特曼,比利時的梅特靈克等,還是次要的,甚至可以忽略,既有的文學史書寫即使可以放過其他重要因素,也從來不會放過這些模糊的名字。
  《女神》時期集外新詩的發掘,還暗示著在郭沫若獨自嘗試的早期新詩創作中,存在著兩極化的創作現象,即早期詩作優劣反差顯著的現象。有學者說:“郭沫若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女神》所奠定的。對《女神》往往有兩種讀法,一種是‘文學史的讀法’,注重從歷史發展的鏈條中考察作品,尋找價值,并確定其地位。當今各種現代文學史,幾乎都是這樣評價郭沫若的。……而‘非專業的讀法’則比較偏重個人或行時的審美趣味,注重本文,不太顧及‘歷史鏈條’,并不看重像《女神》這種時代性、現實性強的‘經典’。當今許多青年讀者對郭沫若其人其詩不感興趣,評價不高,用的多是‘非專業讀法’。兩種讀法本無所謂高下,然而當今許多大學的講臺或專家的文章對郭沫若甚表稱許,而一般讀者卻不敢恭維,這種兩極化的閱讀現象就很值得研究。”這一兩極化閱讀現象的歸納,并不具備足夠的說服力。事實上,《女神》中少部分作品仍然不可重復甚至不能超越,只要讀者不抱偏見,不管以哪種讀法去讀都是這樣。同時,郭沫若的相當一部分作品,基本上不具備藝術長存的價值,即使在郭沫若編輯時保留了一部分,另一部分被當成集外詩作。郭沫若初學寫詩時,乃至后來成名成家之后的大量此類筆墨文字,都有此類典

型現象。從閱讀學角度看,是絕大部分相當平淡甚至平庸的詩作,淹沒了少數相當優秀的作品,一定程度上敗壞了讀者的胃口,對專業研究者而言也有潛在的影響。
  兩極化的創作現象在不同的作家那里表現并不一樣,有些非常明顯,有些比較模糊,甚至也有與此絕緣的。尤其是對創作特別慎重而理智占上風的詩人,基本上拒絕了此一現象的發生。當今讀者(其實也只有一部分)不欣賞郭沫若的詩,不是全部不欣賞,而是這方面的優秀作品不太多。在郭沫若早期新詩創作中,惠特曼式風格為中國早期新詩帶來了不可重復的創新精神的一流詩作,橫七豎八地摻雜在大量的平庸之作中,使讀者失去閱讀興趣是可能的。郭沫若是一位球型的天才人物,曾被文學史神化,但也有平庸的一面,只是經常被遮蔽,也被研究者善意地忽略了。其實這兩方面互為表里,既是普通人的常態,也是天才人物的常態。在《女神》不同的風格中,與其說是受泰戈爾、惠特曼、歌德等人不同階段的影響,不如說是一種策略性的掩飾說法而已。泰戈爾也有不朽的名作,與惠特曼沒有高低之別。《女神》時期佚詩有一些作品被排斥在集子之外,是一種遺憾;而許多郭沫若本人不愿收錄的詩作一經后人發掘,則是一種損害。這兩者之間是矛盾的。與郭沫若相比較,如何其芳、戴望舒、卞之琳、馮至等詩人在創作態度、質量與數量比例方面是相當講究的。卞之琳晚年自編《雕蟲紀歷》時,初版僅收70首,出香港三聯增訂版時增加了30首,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時再增添1首,共收詩稿101首,可謂精益求精。與發掘卞之琳這樣的詩人佚作不同,郭沫若相關史料的大量發掘,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作家的歷史形象。延伸開來,從《郭沫若全集》收錄非常不全的情況來審視,當初這一考慮并不是多余的。
  不過,集外詩作史料的充分挖掘與整理,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它們有助于還原一個大作家常態的一面。平凡的一面凸現在歷史面前,將有助于我們去觸摸、去感受。由《女神》時期佚作推及其余,郭沫若兩極化的創作現象比較典型。今后的郭沫若研究,可能會比目前更多地展現其平淡的一面,與球型天才的一面結合起來,無疑將推動郭沫若研究從神壇上走下來,還原到特殊時代中“人”的位置。由《女神》而其他,程度不同地存在類似的問題,這也不能不說是集外詩作的潛在價值。
  《女神》時期集外詩作的面世,矯正著包括《女神》在內的郭沫若早期白話新詩在文學史上的歷史形象。這無損于他作為一個文學巨匠的形象,只是讓我們更能感受與觸摸到詩人的詩思與才情。《女神》及其集外詩作,最終為我們真正走進郭沫若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新的思想資源與探索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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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時間:2013-03-04 20:15:04  作者:顏同林 [標簽: 郭沫若 郭沫若 郭沫若 郭沫若 郭沫若故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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