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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呂熊及其 女仙外史 新論

  摘要:《女仙外史》的遺民意識及才學化尚未得到充分論述。縣志材料可以用來探討呂熊的明遺民身份;而對“篡國者”及其追隨者的痛恨、對故明王朝的深深眷戀、天命思想中蘊含著作者對歷史與現實的無奈等三個方面可充分體現《女仙外史》的遺民意識;從歷史典故的運用、詩詞賦法的引入等方面的論述可充分體現《女仙外史》的才學化傾向。
  關鍵詞:呂熊;《女仙外史》;遺民意識
  作者簡介:程國賦,男,安徽安慶人,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省高校“珠江學者”特聘教授;楊劍兵,男,安徽桐城人,暨南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呂熊及其《女仙外史》學界多有論述。其中對昌熊的論述主要集中在生卒年、名、字等方面的考證,如楊鍾賢的《女仙外史作者的名字及其他——與胡小偉同志商榷兼答周尚意同志》、章培恒的《女仙外史·前言》、徐扶明的《呂熊與女仙外史》等;對《女仙外史》的論述主要集中在主題思想、回末評點等方面,如杜貴晨的《女仙外史的顯與晦》、劉倩的博士論文《“靖難”及其文學重寫》、楊梅的碩士論文《呂熊與女仙外史》等。然而,學界在呂熊的明遺民身份、《女仙外史》的遺民意識及才學化等方面,或偶有涉及,但均未作深入論述。有鑒于此,筆者對此試加探討。
  一、呂熊的明遺民身份
  “遺民”一詞最早源于《左傳》。《左傳》閔公二年曰:“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孔穎達疏云:“經、傳皆云十二月狄人衛,衛人東徙渡河,收集離散,乃立戴公。”襄公二十九年又云:“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為之歌《陳》。www.tiertafelkiel.com’”孔穎達疏云:“《正義》曰:‘見其思深,故疑之云,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若其不是唐民,何其憂思之遠也?非承令德之后,誰能如此深慮也?從上述“遺民”一詞及其注疏來看,遺民最初是指亡國之民。后世文獻基本承襲這一內涵。直至清初歸莊在《歷代遺民錄序》中對王莽政權時的漢遺民進行分類,真正意義上的“遺民”內涵才清晰起來。此文將漢遺民分為三類,包括“生于漢朝,遭新莽之亂,遂終身不仕”者,“仕于漢朝,而潔身于居攝之后”者,“顯于東京……以其不仕莽朝”者。另外,還出現了“遺民”與“逸民”內涵相混淆的情況,歸莊在《歷代遺民錄序》中亦對其進行了明確區別:“凡懷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謂之逸民。而遺民則惟在廢興之際,以為此前朝之所遺也。”
  根據上述“遺民”內涵及“遺民”與“逸民”的區別,同時,結合清初的具體情況及《明遺民傳記資料索引·敘例》對“明遺民”概念的界定,筆者認為明遺民至少應符合這樣三個條件:一是必須于明亡(崇禎十七年,1644)前出生,卒于清朝;二是不在清朝出仕、應試,即不能擁有清朝的官銜與功名,但在南明任官、應試者或在清朝任官僚幕客者除外;三是一般為士人,即擁有一定知識的人即可,不必是上層士大夫。
  在界定明遺民的三個條件后,我們再來看呂熊的生平材料。目前學界引用呂熊生平材料較多為乾隆十六年(1751)《昆山新陽合志》(藏國家圖書館),但常常有不完整的遺憾。而道光六年(1826)《昆新兩縣志》、光緒六年(1880)《昆新兩縣續修合志》《昆山縣志》等三縣志中呂熊的生平材料,學界較少涉及。同時,謝正光等《明遺民傳記資料索引》、《明遺民錄匯輯》等均未收錄呂熊。現據上述四縣志及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呂熊完全符合明遺民的基本條件,其當為明遺民無疑。
  (一)呂熊生于明亡之前,卒于清朝。對于呂熊的生卒年,學界頗有爭議。楊鍾賢《女仙外史作者的名字及其他——與胡小偉同志商榷兼答周尚意同志》稱:“呂熊當生于明崇禎十五(1642)年,卒于清雍正元年(1723)。”據章培恒在《女仙外史·前言》中考證,呂熊生年當在崇禎六年(1633)至八年(1635)年間,卒年當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至五十五年(1716)間。徐扶明《呂熊與女仙外史》稱:“(呂熊)大約生于明崇禎十四年(1641)……大約卒于清雍正元年(1723)。”楊梅在其碩士論文《呂熊與女仙外史》中稱:“呂熊生于崇禎十五年(1642),卒于雍正元年(1723),虛八十二歲。”總之,呂熊生年的上限時間為明崇禎六年(1633),下限時間為崇禎十五年(1642);卒年的上限時間為康熙五十三年(1714),下限時間為清雍正元年(1723),顯然符合明遺民在時間上的條件。
  (二)呂熊在入清后未曾人仕與應試。呂熊在人清后,曾做過清朝直隸巡撫于成龍的幕客,還與江西南安郡守陳奕禧、廣州府太守葉旉、江西學使楊顒、江西廉使劉廷璣等清廷官員多有交往,但其終身一布衣。據乾隆十六年(1751)《昆山新陽合志》卷25《人物·文苑二·呂熊傳》載:
  呂熊,字文兆。父天裕。熊生而俊爽,長七尺、戟髯、鐵面、目光炯炯。天裕以國變故,命熊業醫,毋就試。顧熊性獨嗜詩歌、古文及書法,博習不厭。于公成龍巡撫直隸,聘入幕,一切條議皆出其手,同事者忌之。遂拂衣去。越數年,成龍復舊任,再延入幕。凡所贊畫,動中機宜。及奉命治河,將題授熊通判,俾自效。熊固辭之。已適越,渡浙江,上子陵釣臺,訪括蒼洞、天石門瀑布諸勝。至江右,會按察劉某、僉事韓某,皆舊交,相與流連詩酒,東湖中有亭臺,徐孺子、蘇云卿遺跡也,僦舍居焉。韓、劉罷,乃去。客南安陳奕禧所。奕禧卒,復度嶺探勝,概為廣州修郡志。事峻,歸東湖。尋以舊著《外史》觸當時忌,乃歸吳門。年八十余卒。所著有:《詩經六義解》《明史斷》《續廣輿記》《前后詩集》《本草析治》。葉均禧、湯寬二傳合纂。
  再據道光六年(1826)《昆新兩縣志》卷27《人物·文苑二·呂熊傳》載:
  呂熊,字文兆。偉軀干、戟髯、鐵面、目光炯炯。父天裕遭國變,命熊業醫,毋就試。熊少嗜詩、古文。于成龍巡撫直隸,聘入幕,一切條議皆出其手,同事忌之,拂衣去。越數年,成龍再延入幕。及為河帥,將薦授通判,俾自效,熊固辭之。已適越,上子陵釣臺,訪括蒼洞、天石門瀑布諸勝。至江右,以當事多舊交,僦舍東湖。東湖,故徐孺子、蘇云卿遺跡也。流連詩酒,久之去。客南安守陳奕禧所。復度嶺為廣州修郡志,事峻,返東湖,尋歸里,卒年八十余。
  光緒六年(1880)《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31《人物·文苑二·呂熊傳》與《道光昆新兩縣志》中的《呂熊傳》同。另據《昆山縣志》第27篇《人物·呂熊傳》載:

 呂熊(?-1680年前后),清初文學家。字文兆,號選叟。昆山人。他自少嗜好詩、古文,所作文章經濟,精奧卓拔,性情孤冷,舉止怪僻。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為直隸巡撫于成龍幕客,一切條議都出自其手,遭同事忌,拂衣而去。 康熙三十七年(1698),再入于成龍幕,為其處理水利事宜。康熙四十八年(1709)他在南安(今江西大余)知府署中做客,復為廣州修郡志,事竣返江西。康熙六十一年(1722),他還故里,80余歲卒。熊平生學問,皆寄托于《女仙外史》一書,全書凡100回,述明代唐賽兒事。所著還有《詩經六義辨》《明史斷》《續廣輿記》《前后詩集》《本草析治》。
  綜合上述四縣志中的《呂熊傳》,我們可以確認這樣兩點:一是呂熊遵循了入清后“毋就試”的父訓,卻未完全遵循“業醫”的父訓,雖著有《本草析治》,但其主要成就還是表現在文學方面;二是呂熊雖兩次擔任于成龍的幕客,還“客南安守陳奕禧所”并“為廣州修郡志”,但他終身未入仕清廷,惟一一次“薦授通判”,還“固辭之”。所以,呂熊在堅持民族氣節方面,亦符合明遺民的條件。
  (三)呂熊是清初一位全才式人物。根據上述縣志記載,呂熊著有《詩經六義解》《明史斷》《續廣輿記》《前后詩集》《本草析治》《女仙外史》。其中《詩經六義解》體現了經學成就,《明史斷》體現了史學成就,《續廣輿記》體現了地理學成就,《前后詩集》《女仙外史》體現了文學成就,《本草析治》體現了醫學成就。但遺憾的是,其所著“《詩經六義解》引》。《明史斷》《續廣輿記》《前后詩集》《本草析治》等,皆不傳。除《女仙外史》外,僅乾隆《南安府志》存其五律一首。”
  作為寄寓學問與心事的《女仙外史》,呂熊表現了自己眾多方面的才學,如歷史典故、詩詞歌賦等方面。下文將有詳論,在此不作贅述。
  總之,《女仙外史》的作者呂熊,從生活時代、民族氣節、文化背景等方面,都完全具有明遺民的特點,而眾多明遺民錄未將其收入,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二、《女仙外史》的遺民意識
  呂熊除在身份上符合明遺民的三個條件外,其代表作品《女仙外史》還表現了濃厚的遺民意識。這既是呂熊作為明遺民的另一重要佐證,又是《女仙外史》主題思想方面的一個重要特點。《女仙外史》所表現的遺民意識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篡國者”及其追隨者的痛恨。《女仙外史》對“篡國者”燕王朱棣的痛恨主要表現在:
  1.小說以建文年號取代永樂年號。我們知道,有些史書,如明代無名氏《奉天靖難記》曾將建文元年至四年(1399—1402)代之以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而《女仙外史》則反其道而行之,以建文五年至二十六年取代永樂元年至二十二年(1403—1424)。這雖有矯枉過正之嫌,但卻表達了作者對“篡國者”的不認可。2.朱棣殘酷迫害遜國諸臣。方孝孺被害后,被夷十族,計873人;暴昭遭剜喉、斷手足而死。“一巨公名敬,剮死赤族;一董公名鏞,腰斬,女發教坊,屠及姻黨二百三十余人;一謝公名稍,死于拷掠,妻韓夫人與四女皆發教坊,一幼子名小咬住,下錦衣衛獄;一甘公名霖,一丁公名志,均棄市。”(第21回)種種情況,不一而足。“篡國者”的暴戾,躍然紙上。3.小說多次稱“篡國者”為“燕賊”。據筆者統計,小說中稱“燕賊”的回數多達23回,包括第15、16、17、19、20、21、22、24、33、35、38、40、45、52、53、54、55、65、69、77、80、82、89回,計38處。而這種蔑稱在《承運傳》《續英烈傳》等靖難題材小說中幾乎沒有出現,可見作者的痛恨之情。對“篡國者”的罪責進行全面清算的是在小說第93回,唐賽兒在討逆檄文中開列了燕王12條罪狀,包括定性靖難為“造反”、“擅僭帝位”、擅削建文廟號、“遣逆臣四處搜求行在”、“族滅忠臣數百家”、“發忠臣妻女于教坊司”等等。陳奕禧對此評點曰:“其數燕藩十二大罪,較之漢高數項羽十大罪,尤為真確允當。”
  小說除表達對“篡國者”的痛恨外,還對其追隨者表達痛恨。如小說第44回與第78回分別描寫了10萬倭寇與眾多俍兵、僮兵、徭兵遭勤王之師的滅頂之災,明顯表現了作者對助燕之師的痛恨,誠如逸民評點曰:“噫,不知明季俍兵毒害我生靈,倭酋擾亂我邊陲,遭其劫殺者不可數計。作者蓋痛惡其以夷猾夏,故以一劍而馘倭奴十萬,一火而滅三種蠻酋,恭行天討,焉得減算?”。
  小說還著重描寫了燕王軍師姚廣孝不得善終的過程。姚廣孝南下尋師,到長洲(今江蘇蘇州)時先遭寡居親姊的詈罵,后又遭一位樵夫利斧的砍殺和一位農人鐵鋤的擊打,但都幸免于難。到杭州時,又遭一位不明真相的小官的暴打,“那白的是肉,紫的是傷,黃的是糞,紅的是血,黑的是泥,竟在少師臀上開了個五色的染坊”(第88回)。最后,姚廣孝的生命結束于嘉興府崇德縣的女兒亭。上述情節除親姊詈罵于史有據外,其余均為虛構。由此可見。呂熊對那些追隨“篡國者”是何等痛恨。
  (二)對故明王朝的深深眷戀。《女仙外史》作者通過兩個方面來表達自己對故明的眷戀。一方面小說選取了建文帝出亡之說。我們知道,建文遜國后的去向問題一直是個歷史之謎,主要有兩說:一是焚死說。主此說的主要有《明實錄》《明史》等。其中《明史·恭閔帝本紀》載:“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是出亡說。主此說主要有史仲彬《致身錄》、錢士升《從亡隨筆》、趙士喆《建文年譜》等。明人撰史時持此二說,主要是因撰史者對燕王與建文的認可與否,而清人在涉及這一問題時,則明顯具時代之烙印,正如孟森指出《明史》主建文焚死說的那樣:“當火起至火中出帝尸,乃一瞬間事,既出帝與后之尸矣,明明已知其所終,何以又云不知所終,且反先言不知所終,而后言出尸于火乎?是明明謂帝已不知所終,而燕王必指火中有帝尸在也。其所以作此狡檜者,主者之意,必欲言帝王無野竄幸存之理,為絕天下系望崇禎太子之計。即太子復出,亦執定其為偽托,以處光棍之法處之也。此秉筆者之不得已也。”撰《明史》者尚且如此,那么,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呂熊在創作《女仙外史》時選取建文出亡之說,從另外一個側面表達了他希冀明廷之脈能夠延續的遺民情結。
  另一方面,呂熊還在小說中追謚殉難、殉節者。我們知道,“凡遜國殉難諸臣,終明之世,未嘗追謚”。呂熊之所以如此,除補史之缺外,更為重要的是表達對那些殉難、殉節諸臣的忠義氣概的崇尚。小說第46回贈謚殉難諸臣計51位,包括景清、鐵鉉、方孝孺等;殉節諸臣計29位,包括王叔英、張安國、曾鳳韶等;陣亡死難諸武臣計17位,包括瞿能、張皂旗、宋忠等。第100回還追封了忠臣之母、妻、女節烈者計40位,包括鐵鉉、方孝孺、黃觀等之妻、女、母者,依據不同的節烈情況,分別封以義烈、孝烈、安烈、哀烈、清烈、宜烈、超烈、超節等8種稱號。

    (三)天命思想中蘊含著作者對歷史與現實的無奈。小說除表達作者對“篡國者”的痛恨與對遜國者的同情外,還宣揚了天命思想。這種天命思想主要表現為,將唐賽兒起義勤王演化成了結天廷中 的一段夙怨。在天廷中,天狼星曾向嫦娥求婚,但遭嫦娥嚴辭拒絕,他們也因此而結下了一段怨恨。在他們分別下凡投胎為唐賽兒與燕王后,也就將這種對天廷的怨恨帶到了人間。燕王靖難之時,即是唐賽兒起義之時,誠如第15回開篇所云:“話說天狼兇宿,即燕王也,嫦娥在天上與他結了大仇,轉生到下界,兩家便為敵國。這里面就包著兩次劫數,自始至終,一主一賓,是這部書的大綱目。前回月君回至山左。燕王靖難師已下江南,就該接著起義勤王。”而后來的主要故事情節基本上都是在“大綱目”下展開的。朱棣駕崩之時,亦即唐賽兒勤王結束之際,小說亦即到了尾聲。
  小說在建文流亡與唐賽兒起義勤王等諸多情節上均有虛構,但有一點作者是不能更改的,那就是建文遜位于燕王,正如明清改朝換代一樣。呂熊在創作時,面對無法改變的歷史與現實,只能無奈地接受,但仍然表達著自己的憤懣與同情、貶斥與褒揚等復雜情感。小說最后讓明英宗以“兒孫禮拜見”建文帝,并稱之為“太上老佛”(第100回),但這只不過為建文帝的結局劃上一個美麗的尾巴,不過是作者對明廷寄寓良好的愿望而已。
  呂熊之所以在《女仙外史》中作歷史翻案之舉,誠如劉廷璣于《在園品題二十則》采其語稱:“常讀《明史》,至遜國靖難之際,不禁泫然流涕。故夫忠臣義士與孝子烈媛,湮滅無聞者,思所以表彰之;其奸邪叛逆者,思所以黜罰之,以自釋其胸懷之哽噎。”杜貴晨亦指出:“《女仙外史》寄寓了清初多數漢族知識分子都有的家國之痛,借唐賽兒勤王義舉略得抒發,自然受到當時讀者的歡迎。”另外,清同治年間,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時,《女仙外史》被列入****。這從另一方面說明《女仙外史》確“觸當時忌”。
  三、《女仙外史》的才學化
  乾隆時期,古代小說史上誕生了第一部才學小說《野叟曝言》,魯迅謂之“以小說見才學者”其實在此之前的《女仙外史》,已初具才學小說的規模,劉廷璣謂之“平生之學問心事,皆寄托于此”,章培恒亦稱其“實開這派小說(按:指才學小說)的先聲”。然而,學界對《女仙外史》的才學表現及其產生原因的探討仍較為欠缺,在此擬從以下兩個方面再作探討。
  (一)《女仙外史》的才學表現
  《女仙外史》涉及到的才學包括諸多方面,其中以歷史典故的運用、詩詞賦法的引入等兩方面最為突出。
  1俍歷史典故的運用。《女仙外史》涉及的典故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故事情節中的典故,二是詩詞中的典故,其中故事情節中的典故以天狼星、嫦娥與后羿、聶隱娘、公孫大娘等較為突出。關于天狼星的典故。史書中的《天文志》多有記載,如《史記·天官書》云:“參為白虎……其東有大星日狼。狼角變色,多盜賊。”《晉書·天文志上》云:“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動也。”文學作品亦大量采用,最早的當屬屈原《楚辭·九歌·東君》:“青云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最為耳熟能詳的是蘇軾《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等等。小說引用這個典故顯然是為了表達對“篡國者”朱棣的痛恨。
  關于嫦娥與后羿的典故。嫦娥即《山海經》所記“生月十有二”之“帝俊妻常羲”。《淮南子·覽冥訓》云:“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妲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漢人高誘注云:“妲娥。羿妻。羿請不死藥于西王母,未及服食之,姮娥盜食之,得仙,奔人月中為月精。”《淮南子集解》引莊達吉云:“‘妲娥’諸本皆作‘恒’,唯《意林》作‘妲’,《文選》注引此作‘常’,淮南王當諱‘恒’,不應作‘恒’,疑《意林》是也。”又引洪頤煊云:“《歸藏》云:‘昔常娥以不死之藥服之,遂奔為月精。’‘恒’改為‘常’,是漢人避諱字。張衡《炅憲》作‘姮娥’,《說文》無‘妲’字,后人所造。”后世文學作品中關于嫦娥與后羿的故事,不勝其數。小說在引用這一典故時,加入了嫦娥投胎為唐妲、后羿投胎為林三公子的情節,可謂對這一典故的承襲與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在第1回中描寫了嫦娥“常愿皈依如來,因自愛其發,不愿遽薙深以為慚”,明顯是對清初江南地區反薙發現實的觀照。
  關于聶隱娘的典故。聶隱娘的故事本于唐裴鍘《傳奇·聶隱娘》,收錄于《太平廣記》卷194。羅燁《醉翁談錄》所錄宋人話本篇目中也有《西山聶隱娘》一目。清人尤侗據以改編為雜劇《黑白衛》。但《女仙外史》中的聶隱娘故事與《聶隱娘》及其改編作品中的聶隱娘故事有很大的不同,《女仙外史》中只保留了聶隱娘女劍俠的形象,而具體的故事情節則是唐傳奇及其改編的雜劇中所沒有的,如小說是以聶隱娘法場救取劉超(第22回)來出場的,又由于在多次戰役中有突出的表現,后來也成為唐賽兒勤王之師六大女將之首。小說作者將聶隱娘塑造成如此神化的女俠,與聶隱娘故事的廣泛流傳不無關系。
  關于公孫大娘的典故。公孫大娘是唐開元時一位善舞劍器而聞名者。唐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有較為詳細的記載,《太平御覽》引《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有公孫大娘善劍舞,僧懷素見之,草書遂長,蓋壯其頓挫勢也。”鄭蝸《津陽詩》、清鄭日奎《讀李青蓮集》等作品中均有記載。由上述材料可知,公孫大娘只是一位善于舞劍的藝人,而《女仙外史》則將其塑造成僅次聶隱娘的六大女將之一。當然,由于她善于舞劍,小說中也就成為了一位頗富傳奇色彩的女劍俠,與其有關的所有情節均為作者虛構。作者在小說中較多引入女俠典故,筆者認為可能與明末清初時期出現較多女性英雄有關,而這些女英雄又多是抗擊****明廷的農民軍,或不與清廷合作者。如抗擊張獻忠的秦良玉、沈云英、岑太君;抗擊李自成的劉淑英,還有假扮長公主刺殺羅汝才的費宮人等。其中沈云英、劉淑英、岑太君還是不屈清廷的明遺民。
  除在故事情節中運用典故外,《女仙外史》還在詩詞中較為普遍地運用典故。筆者在此僅以小說第13回中的御陽道人呂律幾首詠史詩為例,如《詠魯仲連》云:
  六王皆為仆,一夫獨不臣。豈知三寸舌。能卻百萬兵。興亡系天下,寧獨邯鄲城。秦邦屈高風,因之削帝名。留得宗周朔,蕭條東海春。此詩借用魯仲連義不帝秦的典故,表宗周之意,
  同時表達呂律意欲奉建文為正朔。誠如賽爾評此詩曰:“此即夫子宗周之意。先生蓋借仲連之言,以存周朔于萬世也。”又如《詠商山四皓》云:

  日月尚可揮,山岳亦易移。由來妃妾愛。三軍莫奪之。漢祖幸戚姬,遂使更立庶。一時良與平,束手無半計。商山采芝流,來與儲皇游。始知隱君子,方能定大謀。炎鼎遂以安,奇功若無有。忽乘白云逝,神龍只見首。
  此詩借用商山四皓(按: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輔佐太子劉盈(按:即后來的漢惠帝)的典故,表明呂律以商山四皓自喻,捍衛可能受到危及的政權。唐賽爾評曰:“此薄軒冕無人,而言隱淪中有異士也。先生出而大展經綸,將必斂入于虛無,亦如神龍之不露其尾者乎!”又如《詠留侯》云:  一擊無秦帝,千秋不可蹤。英雄有道氣,女子似遺容。滅楚由黃石,酬韓在赤松。從來王霸略,所貴得真龍。
  此詩包含張良一生中幾個廣為人知的典故:博浪沙椎擊秦始皇、接受黃石公所授《太公兵法》、從游赤松子、狀貌如婦人等。此詩意在表達呂律希望自己猶如張良一樣得到“真龍”的垂青。又如《詠武侯》云:
  草廬三顧為時憂,王業嵬然造益州。二表已經誅篡賊,兩朝共許接炎劉。木牛北走祁山動,石陣東開夔水流。五丈原前心力盡,可憐少帝不知愁。
  此詩蘊含了關于諸葛亮的幾個重要典故:三顧茅廬、前后《出師表》、木牛流馬、病死五丈原等。此詩意在表達呂律如果有“真龍”可以輔佐,將以武侯為榜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從上述數例,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在詩歌用典中也常常表達著自己的遺民意識。如魯仲連義不帝秦的典故明顯有“義不帝清”之意,因為在清初遺民詩詞中“秦”多暗指“清”,而關于商山四皓、張良、諸葛亮的典故又都與維護漢朝正統有關,此又暗示我們作者有維護明朝正統之意,猶如宋遺民常常利用漢代故事表達自己的故宋情懷一樣。
  2.詩詞賦法的引入。小說作者不僅通過運用典故來逞才,還直接通過詩詞賦法的創作來表現自己的文學才華,表達自己的遺民意識。小說第14回在這方面有集中體現。此回主要描寫唐賽兒與鮑師游歷九州,每到一處都欣然題詩。這一回的詩作多達25首。還有詞一首、偈語一首。綜觀這些詩詞創作,除相當一部分是寫景作品外,還有一部分是針對歷史典故與暗喻現實所作的,如唐賽兒與鮑師到淮陰時,為漂母題詩一首云:“赤帝山河沒,王孫恩怨消。只留漂母在,終古奠蘭椒。”這顯然是對韓信感恩漂母事的一種贊美,而清初諸多士人的降清顯然是對這一美德的背離。到廣陵時,題詩諷喻了隋煬帝的荒淫:“紅粉三千翠袖回,竹西歌吹舊亭臺。君王去后瓊花死,廿四橋邊月自來。”這種諷喻如果移植到晚明的萬歷、天名、弘光身上亦頗為恰當。到桐廬嚴子陵釣臺時,題二句詩:“掉頭豈為耽江海,加足何心傲帝王。”這是對嚴子陵高尚情操的尊崇。到云南時,針對滇水倒流現象題詩云:“此水何為獨倒行?朝宗無路更無情。藩王要竊皇王命,人意能違天道行。”這明顯有暗喻吳三桂等三藩叛亂之意。在四川登劍閣時,題詩云:“劍閣千夫御,陰平一旅過。可憐漢統系,才得蜀山河。邈婦心難泯,諶孫淚不磨。從來佞臣舌,覆國勝矛戈。”這明顯是對故明的眷戀與對明亡的哀痛。在晉南時,為石勒墓題詩云:“今日慈王寺,千秋伯主墳。玉衣消宿莽,金磬徹空云。一閣千峰抱,孤城萬戶分。袖中雙劍氣,談笑掃塵氛。”這顯然是為這個十六國時期從奴隸到皇帝的后趙建立者,表達崇高的敬意,又似有效不勒建功立業之舉。劉廷璣對這些寓意頗深的詩歌評價道:“至若卷內諸詩,直可貫徹三唐,豈僅時流不敢望其項背。”不過,這種評價似有過譽之嫌,但作者在這些詩歌中表現自己種種復雜的遺民情感,還是值得肯定的。
  《女仙外史》中的“賦”如同其他通俗小說一樣,從用韻不嚴謹的角度來說,不能稱之真正意義上的賦篇。同時,其對偶現象又較為突出,但從四六句式上說,亦不能稱之駢文。所以,小說中的諸多“賦”只能稱之駢體化、用賦法。這種賦法一般在場景描寫、人物描寫等情況下運用。如小說第15回對燕將朱彥回外貌衣著的描寫:
  面孔歪斜,臉上有圍棋般大的黑麻幾點;眼眶暴突,睛邊有苧線樣粗的紅筋數縷。身長八尺,穿的是鑌鐵打就柳葉重鎧;腰大十圍,使的是熟銅煉成瓜棱雙棒。向日呼名是狗,今朝賜號稱豬。
  這種賦法的運用,一方面發揮了賦的傳統鋪敘功能,比使用白描手法更簡練、更具文學性,另一方面又將作者的評判因素蘊含其中,如對朱彥回的外貌衣著描寫,明顯表達了作者對燕將的厭惡。
  小說除在歷史典故的運用、詩詞賦法的引入等方面突出體現呂熊才學外,還在經世之學方面體現了其才學,如第14回的名山大川的游歷、第19回的五行陣(又名七星陣)法的創設、第37回的官僚與科舉制度的重建、第50回的“通靈七圣散”的發明、第83回的君臣典禮與男女儀制的建立、第84回的刑法賦稅的改革等。
  (二)《女仙外史》才學化產生原因
  1苧與作者人生經歷有關。據上述縣志記載,我們知道呂熊曾撰有《續廣輿記》《本草析治》。與此二書相關的地理知識和醫學知識在小說第14回與第50回都有集中表現。如梳理一下小說第14回所敘唐賽兒、鮑師游歷九州的路線:卸石寨—淮陰—廣陵—金山、焦山—金陵—吳門—臨安—天臺山—曹娥江—桐廬嚴子陵釣臺—金華—雁蕩山—武夷山—匡山—嶺南—贛關—大孤山、小孤山—武昌黃鶴樓、漢口晴川閣—漢皋—湘江—衡山—粵西—云南—峨眉山—成都、劍閣—昆侖山—終南山、乾陵—五臺山—晉南石勒墓—洛川—嵩山—汴梁—卸石寨,從中可以見出,呂熊對全國的名山大川、名勝古跡爛熟于胸,這與其編撰《續廣輿記》有很大關系。我們知道,明陸應陽曾輯有《廣輿記》,清蔡方炳對其增訂,“是編因明陸應嚦(按:應為陸應陽)《廣輿記》而稍刪之。大抵抄撮《明一統志》,無所考正。”呂熊的《續廣輿記》現已散佚,成書時間亦不可考,但蔡方炳在《增訂廣輿記序》中未提及《續廣輿記》,而《增訂廣輿記》成書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換言之,呂熊《續廣輿記》可能產生于《增訂廣輿記》之后。這也得到劉廷璣的證實:“近以陸伯生、蔡九霞篡輯《廣輿記》,止詳注各府而略州縣,不足備考,乃編成《續廣輿記》,頗為詳明;以卷帙浩汗,尚未能付梓。”
  小說第50回還表現了作者在醫學方面的建樹。當時鮑師針對“各營將士,多害的頭眩腹脹、上嘔下泄,動彈不得”的疫情,使用了一種叫“通靈七圣散”的藥物進行治療,效果頗佳。這種藥物由七種中藥組成,即蒼術、白芷、雄黃、木香、梹榔、官桂、甘草。考之古代醫書,蒼術“除心下急滿及霍亂吐下不止,暖胃消谷嗜食”等;白芷“療風邪,久渴吐嘔、兩脅滿,頭眩目癢”;雄黃“治瘧疾寒熱,伏暑泄痢,酒飲成癖,驚癇,頭風眩運,化腹中瘀血,殺勞蟲疳蟲”;木香“治心腹一切氣,膀胱冷痛,嘔逆反目,霍亂泄瀉痢疾,健脾消食,安胎”;梹榔(亦作檳榔)“治瀉痢后重,心腹諸痛,大小便氣秘,痰氣喘急,療諸瘧,御瘴癘”;官桂“理陰分,解凝結,愈瘧疾,
行血分,通毛竅”;甘草“治五臟六腑寒熱邪氣,強筋骨,補氣,生肌,解毒,療癰腫”。現在呂熊所撰之《本草析治》已失傳,但我們從小說中所開出的藥方與醫書進行比照,還是發現其有科學性。

  2.與作者的遺民身份相適應。我們知道,呂熊經歷了明清鼎革的歷史巨變,且又生活在抗清斗爭最為激烈的江南地區,其在小說中表現自己強烈的遺民意識亦在情理之中。我們從上文所論之歷史典故的運用及詩詞賦法的引入,明顯可以看出這一點。筆者在此再舉一例以說明之。如小說第14回描寫唐賽兒游歷壓山時,題詩云:“厓山猶講學,中國已無家。子母為魚鱉,君臣葬海沙。事由誅岳始,源豈 滅遼差。辛苦文丞相,戎衣五載賒。”作者在這里顯然是借宋亡的故事來表達自己對明亡的哀痛,而“事由誅岳始,源豈滅遼差”似乎又是痛定思痛,找尋亡國死君的根由。在此回的結尾處,作者亦感嘆:“那知道山河綿邈,殊鄉無花鳥之愁;城闕荒涼,故國有滄桑之感。正是:萬里烽飛,燕孽雄師過濟上;九重火發,天狼兇宿下江南。”這種感慨是此回詩詞蘊含的亡國之痛、故國之思的總括。
  3.與古代文人“治國平天下”的情結有關。古代文人向來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而呂熊由于遵循“毋就試”的父訓,未曾在清朝參加過任何科舉考試,當然也就不能人仕為官了。這樣,呂熊的滿腹學問卻無法施展。于是,在小說中表現自己治理國家的文武韜略,也就順理成章了。我們從上面論及的各方面學問當中,就不乏有官僚制度、科舉制度、儀禮制度、賦稅制度,甚至軍事陣法等。而這所有制度的創設者主要以軍師呂律為代表。“所謂呂軍師師貞者,即文兆所自寓”。也就是說,小說中的呂律實際上即為作者自況,而呂律所創設的制度也就是作者自己“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抱負的表現。
  綜上所述,呂熊在遵循“毋就試”的父訓下,入清后雖與清廷官員多有交往,但是自始至終未曾入仕為官,保持了一個明遺民應有的民族氣節,這種民族氣節在小說作品中表現為濃厚的遺民意識。這種遺民意識既表現在故事情節中,又表現在歷史典故的運用及詩詞賦法的引入當中。同時,包括典故、詩詞賦法在內的諸多才學,在一定程度上又體現出作者的政治抱負。筆者認為,明遺民呂熊創作的《女仙外史》既是一部遺民意識非常濃厚的遺民小說,又是一部體現作者政治抱負的才學化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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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時間:2012-01-02 01:43:15  作者:程國賦 [標簽: 呂熊 外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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