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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現代文學傳統進行性別意識反思的必要性以及反思的價值尺度

對中國現代文學傳統進行性別意識反思的必要性以及反思的價值尺度

  一、回應當代文化的精神建構需求
  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當代性角度考慮,對中國現代文學傳統進行性別意識的反思,將有利于當代文化的精神建構。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必須回應當代精神建構問題,必須能夠為當代文化建設提供思想資源。這就要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問題必須從當代文化中產生,同時它對問題的回答也必須盡量整合進當代先進的思想資源。因為“……無論是現代文學研究迄今為止的歷史,還是那悠久的在清代被稱為‘國學’的傳統,都一再表明了,研本文由論文聯盟http://收集整理究者對當代生活的深切關懷,每每正是人文學術的活力的來源,” [1]也是學術的價值之所在。而當代文化的男性中心意識仍然十分嚴重,這在當代文學創作與批評中就有明顯的表現。男女兩性主體性平等,在主體性平等的前提下尊重性別與個體的差異性這個觀念,在當代文學創作和當代文學批評中,遠沒有如民主、自由等觀念那樣成為精英知識界的共識,更枉提大眾層面的普遍認可了。至少它遠沒有普遍進入作家和批評家、研究者的潛意識而成為一種內在、自發的人文價值尺度。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具有很強的同質性,許多當代問題都應該溯源到現代文學中去進行深入反思。
  至今,文學研究、文學批評中,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現當代男性作家普遍同情女性苦難遭際、普遍贊美女性歌頌女性,便是男性已經充分尊重女性的表現,便是性別意識問題已經不成其為問題的理由。www.tiertafelkiel.com當然,男性作家同情女性苦難遭際、代女性提出控訴,自然是要比認為女人本來就該死那要好得多。然而,這是遠遠不夠的。中國現代啟蒙男作家、革命男作家,中國新時期男作家,對女性苦難遭際的描寫,往往還是從男性視閾出發進行創作。女性在男性作家的文本中,除了作為受難者而成為男性控訴封建禮教、敵對階級、極左專制思潮的道具之外,[1] 主要還成為作品男性人物乃至男性作家視閾中的男性精神對象物和男性欲望對象物,成為男性主體視閾中的客體。一種性別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層面上以另一種性別作為精神對象物和欲望對象物,本無可厚非。關鍵在于這種客體化的前提必須是以不壓倒異性生命邏輯為前提,必須是兩性之間的文化對話、立場對話,而不應該是一種性別的獨白與專制。兩性必須是互為主客體的存在;同時男女又應是多元并立的主體。問題就在于,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這種對異性的客體化,往往單方面發生在男性把女性對象化上,而不是男女雙方相互進行的一種行為。更為嚴重的是男性作家在把女性客體化、對象化的寫作中,往往并沒有同時或在另一層面上整合進女性視閾,往往壓抑了女性自身的生命邏輯,甚至包含了一種性別對另一種性別的霸權統治意識,把女性對先進男性、先進意識形態理念的臣服作為她們獲得同情的前提,從而壓抑了女性主體性,使得女性在男性同情、悲憫、贊賞、鄙視的目光中再次淪為男性中心文化中無言的他者、在場的缺席者,成為附屬于男性的第二性。女性或于苦難中沉淪,或獲得拯救,表現的往往都不過是男性對女性世界的價值判斷或想像性期待,而不充分表現女性自身的生命真實與生命欲求。
  至于男作家贊美女性,也存在是否尊重女性自身生命邏輯、是否尊重女性主體性的價值差別。周作人曾經激烈地說過:
  “我固然不喜歡像古代教徒之說女人是惡魔,但尤不喜歡有些女性崇拜家,硬頌揚女人是圣母,這實在與老流氓之要求貞女有同樣的可惡:我所贊同者是混合說……” [2]
  原因便在于這種頌揚,表面上看起來要比“男女之別,竟差五百劫之分,男為七寶金身,女為五漏之體” [3] 的惡咒友善得多,但實際上仍不過是出于男性一己渴望被拯救、被庇護的心理需求而對女性所作的假想,并沒有顧及女性生命的真實性,在把女性界定為道德楷模、美的典范的同時,剝奪了女性合理的生命欲求,從而對女性生命豐富性形成壓抑、造成異化。中國現當代文學,有從女性自我生命邏輯出發發掘女性人性美的創作,但也仍大量充斥著這種從男性視閾出發、忽視女性內在生命需求的圣母頌歌。至今的文學研究、文學批評中,尊重女性生命本體價值、理解女性自身的生命邏輯,也就是說從主體性建構的層面上尊重女性,顯然遠沒有成為共識。
  有一種觀點認為,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學創作中存在大量關于女性欲望的描寫,便是女性主義濫觴的結果,由此認為現在是女性主義走過頭、應該收束的時候。這種觀點恰恰是出于對女性主義的無知、對男權中心文化現狀的盲視。九十年代的男作家創作,往往大量鋪寫女性欲望,認可女性欲望,確認女性心理中確實存在種種非常態的性需求,諸如被虐、被強奸、妻妾成群等。這種性開放描寫,仿佛是對女性欲望的寬容、對女性人性的解禁,但實際上卻是通過操縱話語霸權,在女性沉溺于種種不平等性關系的描述中,暗暗確認了男性文化對女性施虐的合理性,確認了男權文化關于女性卑賤的本質界定,使女性在性主動的表象下再次淪為男性縱欲的對象、踐踏的對象。 [2] 八、九十年代以來,一些女作家打破男性中心意識重圍,在創作中建構女性主體性,[3] 從而使得當代文化出現珍貴的性別多聲部局面,顯出性別對話場景。但女作家對女性主體性的艱難建構,遠未足以形成扭轉男性中心文化專制局面的力量。倒是女性在寫作中訴說自我欲望這一女性發現自己的主體性建構行為,在男性性消費眼光的窺視下,很容易地就被蛻變為對女性自我的異化事件,反過來消解了女性主體性。受市場利益原則驅動,某些女作家也自覺不自覺地把女性欲望演化為取悅男性欲望的工具,通過自我客體化、自我奴化來爭取為男性中心文化所消費,從而達到暢銷目的。女性欲望依然成為暢銷的文化消費品,恰恰證明了當代文化中男性中心意識無所不在的事實。這一男權傳統,有它的古代性文化根源。從古代小說戲曲,一直到近現代通俗文學、現代海派文學,再到九十年代文學,這種把女性作為純粹性客體從而消解女性主體性的做法是一脈相承的。

  綜上所述可知,現當代文學創作中仍普遍存在男性中心意識、普遍存在以女性為消費品的性別奴役觀念。這就亟待有一種主張男女主體性平等、并在主體性平等的前提下尊重性別差異性、個體差異性的人文價值觀念來完成文化轉型工作。
  二、回應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追求
  從中國現代文學自身的現代性要求考慮,反思其男性中心意識符合恩格斯所說的“歷史觀點” [4] 這一文學批評標準。
  有一種觀點認為,用女性主義觀點批評現代作家的男性中心意識,是一種沒有歷史感的苛求。這就涉及到兩性主體性平等的文化觀念是否符合中國現代文化的歷史語境問題。實際上,現代文學的現代性特質,盡管內涵豐富,也沒有統一定論,但中國現代文化理念首先就是建立在激烈批判前現代文化主奴對峙封建等級意識的基礎上的, [4] 其核心內涵應是人與人之間相互平等的民主意識,應是尊重生命主體意識的自由觀念、個性解放觀念。而男性中心意識,作為一種性別等級觀念,把男女關系界定為主奴關系、主從關系,就從根本上違背了現代民主精神、違背了現代人性觀念,顯然不應該被看作是中國現代文化現代性內質中本來就可以包容的東西。
  實際上,中國現代文化的最高思想成就本身就包含著對男性中心意識的批判。魯迅的《我之節烈觀》(《墳》)、《娜拉走后怎樣》(《墳》),周作人的《北溝沿通信》(《談虎集下卷》)、《婦女問題與東方文明等》(《永日集》)等,便站在兩性主體性平等的文化立場上,從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命邏輯出發,反對要求婦女單方面為男子守節的節烈觀,反對儒道佛輕蔑女性的“不凈觀”,指出婦女的解放首先必須是經濟的解放和性的解放。更為可貴的是,他們的批判不僅指向封建禮教、封建制度,而且初步包含著對現代文化自身的反思。周作人早在《北溝沿通信》中就說到:
  “現代的大謬誤是一切以男子為標準,即婦女運動也逃不出這個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為解放之現象,甚至關于性的事情也以男子觀點為依據,贊揚女性之被動性,而以有些女子性心理上的事實為有失尊嚴,連女子自己也都不肯承認了。”舒蕪闡釋說:
  “這里說的‘男性觀點’‘男子標準’,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像男子那樣的’,另一方面是‘像男子所希望的’。” [5]
  ,中國現代男性文學在理性的顯在層面上以解放婦女為己任,其思想智慧本身就已經對以男性自身的模式為尺度和以男性自身的欲望為尺度的婦女標準提出了批評,從而使得現代男性文化主體在整合進女性生命邏輯的過程中也使自身獲得超越性提升。丁玲、蕭紅、張愛玲等的現代女性創作也與男性中心意識直接對峙,既否定男權文化對女性的壓制,也反思女性在男權高壓下的生命異化。這些就足以證明尊重女性主體性觀念,是中國現代文化現代性內在的一種先鋒思想,而不是外在的、違背歷史邏輯的苛求。
  當然,限于中國現代文化自身發展過程中的復雜性,尊重女性主體性的觀念,在現代男性啟蒙思想家的理論中,更多地是作為一種綱領、作為一種總體思想原則而存在。“五四”時代,尊重女性主體性的觀念與代婦女安排解放之路的觀念、與封建男權觀念是并存的。“五四”之后,從宏觀發展趨勢看,中國現代文化中的個性主義觀念不可避免地被集體主義觀念所接收、征服,舊的男權文化觀念還沒有被男女主體性平等觀念所克服,政治化的男性類特性又抑制了包括婦女在內的單個人個性健康發展的可能、壓抑了女性的類特性。理性認識方面的情況如此,創作方面的情況更不容樂觀。中國現代文學創作中,始終存在強大的男性中心意識;尊重女性主體性觀念始終沒有壓倒男權文化觀念。究其深層原因,乃是由于中國現代多數男性作家在思考婦女問題的時候,更多的是站在代女性控訴的立場上向與己無關的舊勢力開火,而普遍缺少自審精神,未曾拷問過“我是不是也吃過幾片女人的肉”,未曾追問過現代男性自我是否可能也在精神深處繼承了男權集體無意識的因子。現代男性作為反叛的子輩、反叛的革命者這一進步身份,遮蔽了他們在男/女關系結構中掌握霸權的專制實質,使他們在過分圣潔化的自我確認中,忽視過自己在為女性、為自己尋找解放之路的時候實際上仍在實踐著壓抑女性的男性中心意識這一價值盲區和事實盲區。進步、革命這一政治化的意識形態,在中國現代文化語境中,不僅作為一種顯在的權威理念,逐步整合并且轉換了中國古代文化中固有的集體主義傳統,于不知不覺中消解了“五四”現代個性主義精神,從而壓制住了包括女性在內的個體生命的獨特性;而且作為一種深層理念滲透進中國現代男性作家的潛意識中,使中國現代男性文學的女性幻夢中所包含的蒙昧實質、專制特征,由于意識形態先進理念的介入而被罩上冠冕堂皇的面紗,顯得隱蔽、顯得難以辨認。“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
  “……能在作品中真正以女性的視閾來解釋社會文化現象,來塑造起有自身獨立品格的女性形象尚未出現,就連西人眼中認為當時最擅長描寫女性的茅盾,也只是用一種深藏著熾烈情感的‘冷峻’外部描寫來把女性作為情緒宣泄的對象進行‘人生’闡釋的。” [6]
  所以,男女主體性平等的觀念,既是現代文化內部的一種歷史需求,但同時又是一種被壓抑的現代性,并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現代文化中的男性中心觀念,是一種只有存在必然性而沒有價值合理性的性別專制觀念,始終沒有得到徹底有效的清掃。性別意識領域一直是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最為匱乏的領域。這就足以證明現在反思中國現代文學性別意識的必要性、迫切性了。
  三、主體性平等的前提下認同差異性的
  人文價值尺度
  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的性別意識,首要的問題是用什么來反思,也就是說你用以反思的正面價值立場是什么。
  這里首先涉及到的問題是解構與建構、現代與后現代的關系問題。有一種觀點認為現在是解構的時代,是“主體已經死亡”的后現代時代,不應該再提兩性主體性平等的觀念,不應該去建構什么,只有永遠的批判與解構才是合理的。這種觀點的錯誤在于:一是對中國文化現實缺乏切合實際的把握;二是對西方文化語境缺少深切的理解;三是沒有正確理解批判與建設、解構與建構的關系。                           

  “在后現代主義理論家那里,如福柯就認為啟蒙制造了‘進步’的神話,但是仔細想來,則正是歐洲經歷過了‘啟蒙’的文化階段,而我們恰恰沒有這種文化經歷,因此,照搬生長在另一個文化語境中的理論,是往往要出問題的,哪怕是大師的話也得打個問號。”
  而且,在西方文化語境中,“后現代性并不必然地意味著現代性的終結,或現代性遭拒絕的恥辱。后現代不過是現代精神長久地、審慎地和清醒地注視自身而已,注視自己的狀態和過去的勞作,它并不十分喜歡所看到的東西,感受到一種改變的迫切需求。” [7]
  針對中國現當代文化實際,參考西方文化中現代性與后現代的關系,當前發展中國文化,顯然并不是要放棄在中國現代社會中本來就沒有得到長足發展的現代性,而是應該在以現代理性精神、生命意識批判封建專制思想、等級觀念、奴性意識的同時,也整合進后現代文化的思想資源,從而在建構中國文化現代性的同時保持對現代性的反思,從而構成“現代性的張力” [5] ,否則我們的文化在許多方面都只能滯留在前現代文化的壓制生命合理性狀態。當前,不懈地解構中國文化中的男性中心意識,與積極地建構符合生命合理性的女性主義人文價值觀念,應是事物不可分割的兩面。我們只能在建構合理的女性主義人文價值觀念的同時,堅持在不斷變化的文化實踐中保持對已經建構以來的觀念進行動態反思,才可能完成不斷解構男權中心意識的文化使命。正面價值立場的匱乏,必然要導致批判的乏力。
  我們首先可以整合的理論資源是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馬恩著重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來分析婦女問題,認為婦女受壓迫的起源在于社會分工和階級的出現,“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 [8]。這無疑抓住了婦女問題的一個根本點。這個理論,在分析當今中國社會婦女問題的許多方面時仍然十分有力。但是,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中,往往存在被國家權力話語政治化的弊端。中國自解放區以來的婦女解放運動,一般著眼于讓婦女“投身社會革命、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洪流中,在社會/階級/集團的解放中解放自己,故更多著眼于社會底層婦女,主張知識女性要向工農兵學習,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9] ,同時,還側重于以政治化的男性類特性作為婦女解放的普遍標準,從而忽略了個人主體意識的獨立價值,忽略了對男/女兩性不平等關系的審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解放婦女使命的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婦女解放的初衷。
  西方當代女性主義理論作為一種批判男權觀念的外來現代文化理論,自身內部就有多種流派,在解決中國文化的男性中心問題時,自有其適用的一面,也有其水土不服的地方,但其解構男權中心意識、注重女性意識的覺醒這一核心內涵應是符合當代中國文化的建構需求的。我們在吸取其批判精神的時候,應該仔細辨析這種理論產生的西方文化語境,仔細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化的性別意識狀況,由此深入探討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解決中國文化問題時的有效性部分和需要修正的部分,從而針對中國現當代文化的男性中心實際建構本土化的中國女性主義理論。實際上,中國的女性主義批評者,在接收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時候,一般都比較謹慎地回避了“女性比男性優越”的激進女性主義立場,而普遍注重男女兩性的差異性與平等性的統一。
  反思中國文學中的性別問題,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思想資源,便是中國現代文化自身所包含的合理的性別思想。如前所述,中國現代文學在其性別思想的最高成就點上,已經包含著對現代婦女問題的較為深刻的思考。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批評,主要關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但對周作人等“五四”啟蒙思想家的現代女性思考,顯然對接不夠。 [6]
  反思中國文學中的性別問題,同時還應該注意從當代哲學發展中汲取理論資源。胡塞爾的“交互主體性”概念、拉康的“主體間性”概念、巴赫金的對話理論,都包含著對主體性哲學中主體對客體霸權意識的反思、批判。當代女性主義批評應該汲取這一思想資源,建構起性別關系中的主體間性意識、對話意識,從而更有效地批判男權文化把女性客體化中所包含的霸權意識,也避免女性主義批評中可能產生的偏狹性。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古代文化講陰陽互易互補,并沒有歧視女性的意思;而且中國文學之中充滿陰柔之氣,本身就是對女性氣質的嘉獎,所以我們只要避開宋明理學、回到中國古代文化經典中就可以了。這種觀點的錯誤之處就在于無視中國儒道文化的角色等級觀念中所包含的專制性質。實際上,中國儒道文化傳統,在哲學思想上,一方面強調陰陽互補、陰陽平衡的辯證關系,另一方面又強調陰陽的角色分工,確定了陰不可以越界而居陽位的基本準則。這實際上就在思維中確立了陰陽關系中陽為矛盾的主要方面、陰只能居于矛盾的次要方面的角色意識。“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10]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10] 抽象的陰陽關系落實為具體的君臣關系、夫妻關系時,居于陽位的君王、夫君可以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10]的原則,行充滿陽剛之氣的乾道;也可以奉“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 [11] 之訓,行以柔克剛的謙謙之道。無論出入左右,他們始終是具有主體性地位的矛盾主導一方。而居于陰位的臣子、妻妾盡管在個人修養上也可以追求天道光明而致“元亨利貞” [10] ,但“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10] 其在角色意識上卻始終不能陰乘陽位 ,只能謹守“乃順承天”的“柔順”品格 [10] ,以輔佐君王、夫君來完成自己的角色使命,是不具備主體性地位的矛盾次要的一方。這種在角色意識上確立等級關系而非對話關系的陰陽思維,就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無論如何辯證,無論如何強調陰陽互易,無論包含多么深刻的哲學智慧,終究仍是一種維護君貴臣卑、夫貴妻卑的、內在地包含著專制性質的文化。其“表面的二元實際上乃是一元的統治”,“表面上看是一種二元對立思維,主張事物的矛盾性和辯證關系,但實質上則是擇其一端而舍棄另一端,暗中施行隱蔽的權力話語力量,對‘異己’和‘他者’加以排斥,進而趨向于某種文化暴力和霸權。”                           

  除非當代文化能夠在儒家《易傳》之外、在儒道釋思想之外對《易經》進行新的闡釋,剔除其角色等級意識,從而建構出符合中國文化轉型需求的新的文明,否則,簡單地談回到中國文化儒道釋經典中是無益于當代性別意識的反思的。
  如何整合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西方當代女性主義理論、中國現代性別思想以及當代哲學思想這多種性別思想資源,首先必須從解決現當代中國文化性別問題的現實有效性出發。本文倡導男女兩性主體性平等,在主體性平等的前提下尊重性別和個體的差異性這種觀念。這包含著對封建性別等級文化的批判,也包含著對以平等為名義用政治化的男性類特性壓抑性別差異性、壓抑個體生命差異性這一歷史的反思。男女兩性在主體性方面的平等,就意味著不能拿男性的尺度作為普遍的人的尺度來衡量女性生命,而應該尊重女性生命自身的邏輯,尊重男女兩性的差異性;同時對性別差異性、個體差異性的認同,也必須以現代多元文化觀念為思想基礎,承認不同性別、不同個體多元并立的存在價值,避免由承認差異性出發而回歸女不如男或走向男不如女的性別等級觀念。倡導男女兩性主體性上的平等,也包含著女性主義立場對男性合理生命邏輯的尊重,說明這一種性別立場是對男權文化傳統的本體性否定,而不是男女輪回式的反叛。倡導尊重女性主體性,就要求男女作家只有在承認女性主體性價值的前提下才可以自由地贊美女性人性美、可以自由地批判女性人性惡,就要求敘事文學的隱含作者審視女性人物時必須不含男性偏見,要求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審視世界時必須取女性視角。
  四、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的性別意識,也不能僅僅集中在鴛鴦蝴蝶派作家、新感覺派作家等二、三流作家甚至不入流作家的創作上;而應該包括,甚至首先應該集中在,對現代經典作家創作的反思上。只有深入反思經典作家的性別意識,才能有效地彌補中國現代文學男性在性別意識領域自審意識不足這一缺憾。也只有包含對經典作家創作的反思,對一個時代文化的反思才是徹底充分的。現代經典作家創作是否存在男性中心意識,自有他們的創作為證。研究者不應該先設定一個神圣的禁忌圈把他們保護起來。還是讓他們以自己的創作直面男女主體性平等這一價值尺度為自己辯護吧!
  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的性別意識,還應包含對男女作家創作雙方面的反思。應該仔細辨析男作家創作中對傳統性別等級觀念的超越,更應該仔細辨析男作家在進步的名義下對性別等級觀念的不自覺繼承和重新建構。后者更為隱蔽,至今為止受到的文化批判也更為有限。應該仔細辨析女作家創作在現代女性主體性建構方面的業績,也應該深入反思現代女作家是否有自覺不自覺屈服于男權文化傳統的一面。因為以為女性生存立言為起點的女性主義批評負有多重的文化使命,“一方面是消除人類中單一的男性文化視閾陰影的全方位的籠罩;一方面又要擔負與男性文化世界共同改造民族文化精神的重任;另一方面還要面對女性文化世界內結構的自我審視和批判,在自我生命的矛盾運動中求得發展和更新。”
  對現代文學性別意識的反思,本質上還是一種文學反思,那么,這一種性別批評就必須是思想反思與藝術批評的結合。這一種批評,固然應該重視作家的宣言,但更應該注重分析作家的藝術想像。因為藝術想像作為作家的白日夢,比其理性宣言更深刻地表現作家的潛意識,因而也更深刻地表現一個時代的集體無意識。而這些集體無意識在文化中的生命力往往強于浮于時代文化表層的理性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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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時間:2013-09-12 12:54:10  作者:李玲 [標簽: 中國 現代 文學 尺度 羈押 審查 意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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