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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意與自由之間:民國法律視野與現代文學研究的有效性

在法意與自由之間:民國法律視野與現代文學研究的有效性

  在現代中國發展進程中,民國時期(1911-1949)是一段值得不斷回味的歷史。這是一段積極、焦慮地尋找答案,彼此沖突激蕩的年代。近年來,大眾文化中的“民國熱”持續升溫,與此同時,重新反顧民國社會歷史,重新審視特殊歷史情態中的知識分子的精神、現代文學的歷史樣貌也引起學術界越來越多研究者的重視,成為有待進一步研討的新課題。其中,民國法律視野對現代文學研究空間的拓展尤為值得關注。以民國法律視野這一方法論為燭照,現代作家個案研究同樣也會獲得有效的拓展與深化。
  一、歷史的回溯:法律與文學
  作為一個運動或者流派,法律與文學興本文由論文聯盟http://收集整理起于1970年代以來的美國法學院。一般認為其創始人是密執安大學的懷特(james b.white)教授,將他在1903年編的教材《法律的想象》視為該運動的奠基之作,但直到20世紀80年代,這一運動才在美國法學院站穩腳跟。后來美國法官波斯納成為這一運動的核心人物,他的著作《法律與文學》也成為闡述法律與文學關系的經典之作。
  其實,美國的法律與文學運動一開始便是為了反對法律經濟學而揭竿的,它反對法律經濟學對人性之豐富的嚴重忽視、將人看作是毫無區別的個體而不考慮個體所處具體情境中的切身情感與感受。他們提倡將暢想,也就是帶有文學性的設身處地的想象納入法律審判與裁決當中。具體來說,它有四個分支:一是將法律文本或司法實踐當作文學文本予以研究,這是作為文學的法律;二是研究文學作品中反映出的法律問題,進行法學理論與實踐的思考,這是文學中的法律;三是研究各種規制文學藝術產品(包括著作權、版權、出版自由、制裁淫穢文學書刊、以文學作品侵犯他人名譽權)的法律,這是有關文學的法律;四是通過文學作品來敘述與討論法律問題,這是通過文學的法律。www.tiertafelkiel.com國內研究中國法律與文學的學者以蘇力為代表。2006年6月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法律與文學——以中國傳統戲劇為材料》是他的代表作。此方面的著作還有徐忠明的《法學與文學之間》《包公故事:一個考察中國法律文化的視角》等。上述研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些研究實質上依然是法律的研究而非文學的研究,文學在這類研究視域中被作為引證法律的材料,文學研究并不是它的最終目的。
  比照美國的法律與文學運動,和民國法律視野與文學有較近關系的則是它的第三個分支,也就是研究各種規制文學藝術產品的法律。目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專門從法律視野研究與現代文學之關系的尚不多見,并且法律規制文學的問題也只是民國法律視野與文學這一論題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除此而外,民國特有的法律生態也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提供著不同于西方的土壤。例如,租界法律制度對中國傳統禮刑法的弱化,西方法律制度關于人格自由、言論自由、人的權利等被現代作家接受,并實踐于他們的文學活動與創作中。在民國法律與現代文學的研究中,法律既是橋梁也是觀看文學的透鏡,但最終目的卻是通過民國法律視野的燭照獲得對現代文學新的認識與理解。
  二、民國特殊的法律生態與現代文學
  由于民國特殊的時局,在當時中國的土地上同時存在著執行不同政令的行政區域,其中多國租界并存是當時特有的歷史現象。在1843年至1945年的一百年中,租界已經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不同于傳統中國的“異質性社會文化空間”。它成為一個擁有自身城市景象、市政制度、法律法規、文化出版機制、審美趨向與消費理念的實體性存在。從西方各國開辟租界的目的,即打開中國國門做生意,通過發展經濟貿易攫取豐厚利益,由此引出資本經濟——法律制度——文化樣態的分析模式。在租界法律制度的影響下現代作家的精神品格發生著微妙的變化,由此文學創作呈現出多種樣貌和多種可能的發展空間。
  首先,上海租界包括英美公共租界和法國專管租界,它們實行的是一套與中華法系不同的法律制度,更多體現的是西方法制的一些特征。正如人們常說的上海租界實行的是“西方的制度,中國的文化”。租界的議會制度、西方的法律制度、民主人權觀念在租界里得到宣傳和執行,加上各種富有活力的機構團體的存在和各種媒介的輿論效力,共同為租界市民提供了較為寬松自由的話語空間、現代知識文化傳播渠道、生活的基本保障空間、新的倫理道德空間和多元政治的活動空間。這些都使現代知識分子明確感受到“我國人在租界內經營出版事業比較方便些。”籌辦、經營報刊雜志以及出版傳播對于現代文學的重要意義已有很多研究者論述,但這些“方便”卻并非僅限于出版事業,他對現代知識人的生存狀況、文化創造與傳播以及社會文化氛圍的營造都有很大的助益。租界法律制度的特質對生活于其中的華人傳統禮刑觀念的弱化與改變,以及由此對租界市民社會,特別是現代作家的精神品格與文學審美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由于租界所處的特殊政治位置,以及英、美、法與當時中國政府的牽制,租界中華洋雜居,中國法律與西方法律的沖突,為文學活動尤其是帶有政治色彩的文學活動留有較大的自由活動空間。例如,魯迅攜許廣平從廣州來到上海,住進了公共租界的“共和旅館”;沈從文、胡也頻、丁玲先后離京,移居上海法租界,尋找謀生的機遇。在北洋軍閥行將崩潰之時,為避政治高壓,《現代評論》和《新月》社的徐志摩、丁西林、葉公超、聞一多、饒子離、饒孟侃等先后轉移上海租界。主觀意志與身體行動的自由對現代文學的創作與相關活動的展開極為有利。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大會及其以后的集會聯絡點多在租界,租界為左聯提供了一定的人身保護以及較寬松的言論自由。這得以使左翼作家利用在租界里國民黨統治薄弱的有利環境,突破國民黨新聞檢查機

關的嚴密審查,創作無產階級文學,創辦左翼刊物,出版左翼書籍。
  另外,在經濟發展與社會分工的專門化下,法律制度對作者身份的明確,以及對作品的版權保護不僅可以保障創作者的切身利益,更為重要的是,版權保護鼓勵原創性,所以版權與文學的創造力有一定的關系。“雖然中國印刷術的出現要早于西方好幾個世紀,但是傳統的帝制中國仍然沒有版權法,這在部分上被歸咎于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同過去的延續以及它對新奇事物的懷疑,而這兩點都鼓勵復制。”對于此,租界法律對具體的案件審理與宣判,使專業作者身份、版權意識增強。這一點在通俗文學生產與傳播的過程中表現尤為突出。

  三、民國著作權法與作家個案研究的新空間
  民國法律生態的特殊性給文學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生長空間,這可以從當時發生的法律事件和具體的法律、法規中找到大量的例證。其中,民國著作權法以及由此引發的版權糾紛與通俗文學作家職業身份意識之間便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近幾年,隨著現代通俗文學研究逐步被納入學術界的研究視野,關于通俗文學的很多理論問題逐步展開、深化。對通俗文學的代表性作家的研究同樣得到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但是從筆者所掌握的研究現狀來看,通俗文學批評與理論話語建構至今沒有得到有效的展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對通俗文學經典作家的確立尺度還沒有達成共識。即便是目前被學術界關注頗多的通俗文學代表作家張恨水,對他的研究仍然在一些“老問題”上徘徊,缺乏更為具體、細致的歷史細節的發掘。作為“民國第一寫手”,張恨水研究仍然無法跳出“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模式的研究思路,其獨具的“民國”意義也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這些問題直接影響到通俗文學經典發掘與建構體系的基礎。對文學與法律關系的忽視實際上意味著遮蔽了某些可能至關重要的問題。筆者將在下文以《啼笑因緣》的版權糾紛事件來說明民國法律視野與張恨水研究空間拓展的有效性。
  《啼笑因緣》的發表、出版,其影響從20世紀30年代直到今天,從接受美學的角度看,文本既有作者創造的“文本潛能”,又有各種傳播方式的不斷參與,同時也產生了強烈的“讀者反應”。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這一文本的傳播和接受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它的意義更多需要從文本外圍界定,不僅僅取決于文本內部的故事性,而是取決于小說文本被傳播與被接受的廣泛度,特別是其傳播形式與過程的特殊性。報刊連載、單行本發行、電影拍攝三種傳播形式共同構成了《啼笑因緣》特殊的傳播路徑。當我們重新回顧歷史會發現,這一文本在三種不同傳播形式的流通中遭遇了來自法律層面的不同阻力,具體地體現在圍繞《啼笑因緣》引起的版權糾紛中。但是,在張恨水與《啼笑因緣》的研究中,關于它的版權糾紛事件常常作為文壇軼事一帶而過,其中隱含的法律與張恨水個人創作心態及創作身份的關系卻常常被忽視。
  首先,以“世界書局契約事件”與張恨水職業作家身份轉變之間的關系為例。如果討論《啼笑因緣》的傳播途徑,那么有必要將“世界書局契約”事件納入討論范圍,因為它是張恨水憑借《啼笑因緣》在上海聲名大噪的前奏。1930年秋,張恨水南游期間經趙苕狂介紹,認識了世界書局總經理沈知方。在趙、沈的勸說下,張恨水將《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兩部小說交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并言明《春明外史》可以一次付清稿費,條件是要把北平的紙型銷毀;《金粉世家》的稿費分四次支付,每收到1/4的稿子,支付一千元。此外,趙苕狂又約張恨水專門為世界書局寫四部小說,每三個月交出一部,字數是每部十萬字以上,二十萬字以下,每千字八元。次日,趙苕狂與張恨水雙方簽訂合同。趙苕狂交付四千元支票一張。當時的上海小報盛傳張恨水在十幾分鐘內,收到了幾萬元的稿費,在北平買了一座王府和一部汽車。這就是轟動文壇的“世界書局契約”事件。正是“世界書局契約”事件使張恨水成功地打入了上海的寫作圈,并與上海的圖書出版市場直接聯系起來。同時,契約將張恨水與出版社連接成一個利益共同體。所謂契約,就是市場交易雙方之間,基于各自的利益要求所達成的一種協議。訂立契約的目的是為滿足各自的需要,因為交易者每一方所擁有的全部商品,不可能都滿足自己各方面的需要,但其中的一些商品可能滿足對方的需要。因此,契約是雙方之間的一種合意。這種合意從根本目的來說,是受功利目的驅使的。通過契約,雙方都擴大了自己的需要。出版社的贏利需求與寫手的創作結合起來,這種結合是通過交換為主要形式的交往,也就是合作性質、契約性質的交往。與之前為報紙寫小說不同的是,這種契約賦予了個人一份工作,而這份工作又給張恨水帶來了一種身份感,張恨水基于契約有為出版社工作的義務。
  對于轟動文壇的“世界書局契約”事件,小報的傳言

固然有夸張的成分,但是在民國中期,上海刊物稿酬的行情一般在一元到三元不等,但“張恨水是小說界的紅客,千字賣八元,還是你搶我奪”。可是,在外界看來獲得豐厚收入的張恨水本人的態度卻完全不同。張恨水的兒子張伍回憶父親對這一事件的看法時說道:“父親說,這話如同夢囈,在中國靠耍筆桿子賣文糊口的人,永遠不會有這樣的故事發生,過去如此,將來亦無不然。”張恨水的態度頗耐人尋味。事實上,在以交換為基礎的契約事件中,張恨水并非出于主動的位置,在整個事件中他居于參與者的位置。簽訂契約這件事給他帶來了名聲,但在他看來,獲得名聲不是一種理想,而成了必須要履行的義務。張恨水從基于編輯身份而為副刊撰稿的義務中獲得解放,代之以為出版社創作小說的契約義務。
  其次,以1928年著作權法與《啼笑因緣》版權糾紛之間的關系為例。關于《啼笑因緣》的版權糾紛為大家所熟知的是明星與大華兩家電影公司為爭奪小說的電影改編權而引發的糾紛。但是,在此之前,也就是在《啼笑因緣》還未發行單行本的報刊連載時期已經引發了《新聞報》《世界日報》兩家大報之間的版權糾紛。1930年2月張恨水因對成舍我苛刻的給薪方式不滿,辭去《世界日報》和《世界晚報》的編輯職務。之后的一段時間,張恨水有了難得的閑暇,也讓他有更多的精力專注于寫作。這段時期可以說是他的創作高峰期,寫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作品,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啼笑因緣》的連載。自1930年3月17日始,上海《新聞報》副刊《快活林》陸續刊載該小說,直至當年的11月30日連載完畢。該報主編嚴獨鶴在12月2日發表的《關于啼笑因緣的報告(二)》一文中指出:
  實則系北平某報,完全未得本報同意,亦未得恨水先生同意,自行轉載。現此事已由本報請恨水先生就近向之直接交涉,現該報已承認即此停止。(所刊亦只八回)關于此點,是本報和恨水先生均不能不切實聲明的。
  這則義正言辭的聲明中所提及的北平的報紙便是《世界日報》的副刊《明珠》。《啼笑因緣》自1930年9月24日連載于該報。兩家報紙為何能同時連載同一部小說?這是否觸及了當時的著作權法?這起事件又是如何繞開法律的管制得以解決的呢?

  事實上,將兩家報刊連載的小說加以對比,可以發現它們并非同一版本。兩報連載的小說無論在回目撰寫,還是在小說情節營造上均存在較大差異。當時出版界執行的是1928年國民黨政府頒布的《著作權法》,該法律第21條明確規定:“揭載于報紙、雜志之事項,得注明不許轉載。其未經注明不許轉載者,轉載人須經注明其原載之報紙或雜志。”據此規定,《新聞報》可以以未注明轉載為依據,在報紙發表聲明勒令《世界日報》停止連載。但是《世界日報》所刊載的文字并非完全意義上的轉載,它是經過修改之后完全不同的另一個版本,所以《新聞報》僅以未注明轉載為由狀告《世界日報》理由并不充分。但是1928年的《著作權法》第17條又指出:“出資聘人所成之著作物,其著作權歸出資人有之。”嚴獨鶴在張恨水完成《啼笑因緣》之前就已預付了稿費。張恨水說道:“稿子拿去了,并預付了一部分稿費。”因此,根據法律規定《新聞報》是該小說的出資人,理應享有《啼笑因緣》的小說著作權。所以,《新聞報》在此次版權糾紛事件中占據著法律上的主動權。但是由于《世界日報》與張恨水的淵源深厚,所以嚴獨鶴請張恨水出面協調此

事,并未訴諸法律手段。通過這起事件可以看出,《啼笑因緣》同時連載于不同報刊,恰恰就是打了法律的擦邊球。
  通過考察“世界書局契約”事件、《啼笑因緣》引發《新聞報》與《世界日報》南北兩大報紙版權糾紛兩起涉及張恨水小說版權的法律事件之間隱匿的各種社會因素,可以發現張恨水在兩次事件中所持的態度及其在事件運作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面對、處理這兩次法律事件時張恨水的角色表現為參與者、主持者,他的主體姿態則呈現出從被動接受到自主、自由的變化,其身份認同也顯現出從寫手到作家的轉變。這些或隱或現的轉變是職業作家身份意識在張恨水身上逐漸強化并最終確立的表征。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通俗文學在形式與內容上所具有的廣發的流通性是引發版權之爭的誘發因素。通俗文學廣發的流通性,流通過程中遭遇到的來自法律層面的阻力以及面對這種阻力文學場中各方力量的相互作用為我們分析張恨水的創作心態提供了一個新的闡釋視角,有效地拓展了作家研究的新空間。
  四、小結
  任何文學史問題的提出都是試圖回應當下的社會文化現狀。因此,有必要追問的是民國法律與現代文學這一研究思路的現實意義何在?回首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剛剛勃興的大眾文化催生了通俗文學的繁榮,如果以文化消費為視點,可以發現,遙遠的民國文化生態與當今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文化現實便有了相互參照的維度。在現代法律體系更加完備的今天,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和良性交易是文藝工作者和文化產業健康發展的基礎,文化良性發展尤其需要健全的知識產權法規體系的保護。較之于民國,當下法律與文學的聯系愈加緊密。2012年3月31日,新的《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公示,激起整個社會的強烈關注和討論。討論之熱烈、參與者之廣闊,在1991年制定《著作權法》、2001年對其進行修改時是難以想象的。重新審視民國法律與文學之間的關系變得尤為迫切和重要,這一富有學術新意的論題無疑也會為當代文化空間的建設提供有益的歷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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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時間:2013-09-12 12:54:18  作者:康鑫 [標簽: 現代 文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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